曹远征：靠城市化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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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20-2021）于2020 年11月28日在北京举行。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出席并演讲。
曹远征表示，所谓的以内循环为主体，就是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居民的收入水平，这样才能持续扩大市场，才能支持内循环。而从过去40年的经验来看，中低居民收入的提高最重要的就是要城市化。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刚刚刘元春校长作了很好的报告，他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双循环，一个是中国经济，包括短期和中期。他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今年的主题是疫情，明年的主题也是疫情，用疫情这个线来穿插今年和明年的宏观经济表现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对称的镜像关系。
今年抗疫、纾困、经济复苏，明年可能是疫情控制了，经济政策退出，然后经济复苏，这是对称的。这个对称带来的问题，如果仅仅是满足这种对称性，那么是短期波动的表现，不能作为双循环，双循环必须有趋势性改变，上面有新的轨道。
我觉得他做了很多分析，都很好。我们都是搞宏观经济研究的，天天盯着市场，有很多具体的数据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谈几个问题，可能跟这个判断会有差异。
第一，疫情在明年能控制住吗？这是我们本身面临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全球疫情现在正在蔓延，而且明年在整个疫情的笼罩之下，甚至还会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点。这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设定是2023年利率有所变化，而欧洲也都是如此，这个疫情的周期可能至少是好几年。
中国尽管现在疫情控制住了，但是在全球疫情控制不住的情况下，这对中国经济是什么影响？宏观政策是不是要开始退出？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由于中国的货币政策是正的，全球如果要抗疫的话，财政势必要继续扩大开支，现在的主要办法是MMT，就是开动印刷机，利率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全球资本流动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其实今年以来，人民币大幅升值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全球资本涌入。问题就在这里，如果过早退出，利差过大，会形成更多的资金涌入。对于中国的汇率会怎么样？对于货币政策当局也会带来很大的挑战。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明年的宏观经济，这是在疫情出现的困境。尽管中国疫情控制住了，但是全球疫情控制不住，会在货币政策上出现极大的困难，这构成了我们的一个挑战。也就是说，刚刚刘校长所讲的，基于中国宏观状态可能需要正常化，但是基于全球的状态，恐怕还要维持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现在构成货币政策很重要的讨论。
第二，随着全球疫情的发展，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问题开始变得更加模糊，而且引起更大的讨论。
大家都知道，印钞票支持国债、支持赤字融资，在西方变成了常态的安排。这个常态的安排使过去20年前形成的新的货币理论变成一个流行的学问了，挑战了过去很多的常识。比如过去财政是量入为出，现在变成量出为入，先说要办多大的事，再说咱们去搞钱。如果市场搞不来钱，咱们就从中央银行要。
当然，这改变了中央银行的地位。过去我们说二战结束以后，大家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中央银行的地位。如果财政直投中央银行金库的话，流动性就不存在了，所以有人说这叫第三种货币政策。
第一种就是在利率正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可以影响利率来调控经济，这是正常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利率降到0，这个工具不太行了，于是开始用央行的扩表、缩表来影响经济，这是第二种。现在是第三种，就是央行和财政互相融合，财政政策货币化，货币政策财政化，稳定经济。
这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这是很大的挑战。在国内也有讨论，世界经济增长发生深刻变化，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这一系列的影响都是由疫情所派生的。因此我们认为，抗疫恐怕是最新的经济政策，只要疫情不掐断，后面的幺蛾子更多。
我们认为疫苗出现以后，对疫情是缓和的。如果明年3月份开始疫苗注射的话，美国的感染大概在明年一季度大概率事件超过2千万。美国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4%，但是他现在占全球感染人口的20%。再加上印度、巴西这些国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比较薄弱，他的大流行会导致全球控制更加困难。
疫苗也有分配问题，逻辑上来说，哪里疫情最严重应该哪里注射疫苗，现在是谁有钱谁注射疫苗，这个变成了全球收入不均衡的问题了。但是总而言之，疫情问题还要慎重，这也造成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安排中间的一个新的变量。
刚刚刘元春校长特别提到，2020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不仅有疫情的冲击，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要面临现代化，“十四五”规划是跨越15年的，有两三个愿景规划。
今年跟明年正好是“十三五”的结束和“十四五”的开局之年，这两个在双循环上怎么衔接？这变成了重大的挑战问题。其实我注意到，咱们的宏观经济论坛前几期有这个问题，今天刘校长的指标中间，今年下降最大的，或者是还没有转入常态的核心指标就是消费，尽管从三季度变成正的了，但是还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状态，甚至还没有回归到去年的状态。
如果消费不能起来，内需就有困难。尽管刚刚报告中说了，现在由于外需的增长，可能会给内循环创造一个时机和机遇。但是本质上如果消费不能上去，内循环的主体就不能上去。于是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双循环、内循环为主体，内循环的主体是什么？怎么建立起来？我们认为，根据过去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居民收入提高。尤其中低收入群体的居民收入提高，才能持续扩大市场，才能支持内循环。
我们认为，在过去10年中间，已经显现到这个做法给我们形成的可靠基础和经验。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城市化来增加收入。在规划中要设计一个很重要的扩大内需的机制。10年前“十二五”的计划当中就提出了要形成扩大内需的机制，包括“两个提高”，“两个同步”。提高工资收入的比重，工资收入的增长要跟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关。提高国民收入当中居民收入的比重，这个比重提高跟GDP增长相关，所谓全民建成小康社会，2010年到2020年GDP翻一番，人民收入翻一番。
刘校长他们的预测，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2.3%，我们认为是2.5%左右。如果达到2.5%，中国今年的GDP是2010年的1.97倍。在过去10年中间，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基本上与GDP的增速持平，但是你注意到，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是快于GDP增长的，这意味着今年有可能是中国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10年中间两个翻番导致了一种新的现象出现，我们经常讲产能过剩等等，但是我们注意到，冰箱、电视机、洗衣机都卖到农村去了，说明农民收入增长了。这个逻辑推下去，未来15年中间，中国居民收入增长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且“十四五”规划中间特别提出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且是要让居民收入增长跟GDP增长相匹配。形成居民收入增长的机制和体制是最为重要的，我想这是脱离疫情威胁，转向双循环的关键。如果明年不能开局的话，显然会对未来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其中，从过去40年的经验来看，中低居民收入的提高最重要的就是要城市化。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8%，现在是60%。那就意味着，中间大约有6亿人口是由农民转变成城里人的，而这个转变的过程就是他收入的增长过程。所以以城市化为纲，建立与城市化相适应的体制和机制，使更多的低收入阶层能在城市定居，能在城市获得收入。这样的话，农民的土地压力也就减小了。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获得财产性收入，务工收入、财产性收入会支持他在城里不仅仅是生活下去，还能发展下去。
我们的一个基本逻辑是，中国到2035年8亿农民进入现代化，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是在明年的宏观经济考虑中间变得非常关键的一点。如何破局形成双循环的基础？农民工的市民化，以及与城市化相关的，包括土地、劳动力等自由流动的安排，应该在明年开局。只有做到改革，才能支持经济的长期发展。也只有做到这种改革，只有中国的经济长期发展，才能真正意义上抵抗住疫情。
以上就是我简单的评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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