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10 沪深证券交易所你追我赶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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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1990-2010，沪深证券交易所你追我赶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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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今天，上海浦江饭店的一声锣响，“证券交易所”这一新鲜事物横空出世，中国资本市场帷幕正式打开。也是在上海和深圳两大交易所的你追我赶、齐头引领之下，多层次资本市场正在不断构建完善，驶入“快车道”。

过去三十年，两大交易所留下太多难以磨灭的印记值得回味，不妨就从那个草莽时代开始说起……

1、应运而生

“交易所就像个野孩子，一开始冒出来自己闯，弄到后来才越弄越大。”

----阚治东

交易所成立想法的萌生，要先从全国第一个证券业务部——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说起。

1986年，在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召开的金融改革座谈会上，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胡瑞荃“放了一炮”。他说，两年前上海已经发行了股票，但由于股票不能交易，许多持有股票的人非常有意见，特别是那些由于出国等原因要离开上海的人，意见更大。能不能允许建立一个小型的证券交易场所，方便这些群众。

不久，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式给予批复，同意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成立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办股票交易。

最初的静安证券业务部比较简陋，坐落在上海市南京西路，面积仅12平方米，前身还是个理发店。大门一进去就是柜台，柜台后面就是黑板，上面写着各个股票、各个年份国库券的买入价和卖出价。

尽管规模小，但这里曾创下多个记录。

1986年-1900年，从静安证券业务部成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这4年间，静安证券业务部是国内股票、国债等证券业务量最大的证券交易场所。这里培训了国内第一批证券从业人员、编制了第一个国内证券业务会计核算办法、推出了上海第一批上市公司、编制了国内第一个股票指数、发表了第一本股票年报．．．．．．

“当年，静安证券业务部创下国内证券业的多少项第一，我也说不全了。主要因为当时国内的证券业是一张白纸，此时随便涂上一笔，都是第一。”时任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的阚治东感叹。

时间就这样走到1989年。当年1月，国家体改委小范围内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有必要建立正规的股票交易所，使股票交易合法有序。会议认为上海是大城市、深圳市是经济特区，应该在这两个城市进行。

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让交易所的筹建在国内担忧和国际压力下迈出实质性脚步。当时外资撤离，资金非常紧张，哪里都缺钱。“企业缺钱，就意味着投融资体制应该改变了，这是中国经济内部的推力。”时任海通证券总经理、曾参与上交所筹备工作的汤仁荣表示。

1989年12月初，筹建上交所领导小组成立，由交通银行总行行长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三人组成，筹办时间为一年。

筹备工作一开始进展比较缓慢，连个雏形都没有。谁知1990年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访问香港时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时间一定下来，形势就很紧迫了。三人领导小组临阵换将，35岁的尉文渊毛遂自荐、走马上任。

1990年12月19日上午11点整，上海浦江饭店孔雀厅，A股市场交易的第一声锣敲响，中国资本市场由此拉开帷幕。

交易所刚开业的时候，尉文渊每天要负责敲开市锣。敲锣的地点是浦江饭店二楼的包厢，但包厢前面是浦江饭店的一个后厨，因此每次敲锣都要穿过大厨房。敲锣仪式的严肃性和厨房的烟火气交织在一起，我国的证券市场就这样稚嫩地起步了。

“当时一天的交易额包括国库券是几百万，那个时候也不追求交易量，因为领导讲的很清楚，政治意义更浓一些，半年不要出事儿站住就好。”尉文渊说。

与此同时，在南方深圳，另一大交易所的筹备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1988年，深圳市政府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开始正式筹建证券交易所的探索。组长是时任深圳市副市长张鸿义，他的手下还有一员得力干将名叫禹国刚。

禹国刚是陕西安康人，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一位广东亲戚写信劝他到深圳，称深圳未来大有发展。禹国刚一看深圳没有冬天，而他又是个怕冷的人，就毅然决然来了。

这位“怕冷”的年轻人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改变命运的决定，让他从此一头扎进“火热”的资本市场。

1983年，由于具备日语专业和金融证券知识背景，他被选派至日本学习证券和证券交易。后在筹建深交所时，禹国刚出任专家小组组长，带领同事们用不到半年的时间翻译了两百多万字的证券外文资料，学习借鉴境外证券市场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牵头拟订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等重要文件，奠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制度基础。

当上交所即将开市的消息传来，禹国刚坐不住了。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深圳一直在向中央申请开办证券交易所，却迟迟未得回复。90年11月22日，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约见禹国刚，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市？”禹果断答：“如果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

就这样，当尉文渊还在满城找锣时，1990年12月1日，深圳国际信托大厦15层，深交所敲响了试营业的钟声。开业首日，交易大厅有12家证券营业部代表在场，当日唯一一只安达股票成交。

上交有尉文渊，深交有禹国刚，一文一刚就此按下两大交易所的启动键。

2、莽撞起步

“没有327，有427、527，总会有那一天的。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对市场的认识，包括广大的参与者、证券公司，对市场准备、风险准备、心理准备，还都不够。所以这个市场是早晚出问题的，不出问题不会成熟。”

— 尉文渊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证券、股市这些东西要坚决地试！沪深股市闻声“起舞”。

同年5月21日，上海全面放开股价，一天之内，上海指数由20日的616点，涨到1265点，大盘翻番。而在此前，深交所也放开涨跌停板。

火热的市场带动了民众的炒股情绪。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宣布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中签率为10%，每一张身份证一张抽签表，每张抽签表可以购1000股。由于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不仅全国各地大量的身份证寄往深圳，据说还有上百万外地人涌入了这个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城市，各售表机构门前提前3天就有人排队。

8月9日晚上9时，原定的500万张抽签表售完。未获得抽签表的人群在经历了漫长的排队，又目睹了种种不公正和腐败行为后，群情激愤涌向市政府，警察与股民发生冲突，暴乱持续了4个小时。最后市政府出面宣布，将下一年的500万张抽签表提前增发，这才平息事态。

事后调查，至少有10万张以上的抽签表被内部藏留私买，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000多人。

一个名叫吕梁的年轻人在现场冷眼目睹一切，并写下纪实特稿《百万股民炒深圳》。不过在9年后，他自己却涉嫌操纵股票股价被捕，给股民造成了超过50亿元的损失。

该事件是“深沪交易所建立以来第一起集体违法犯罪事件”，史称“8.10”事件。也正是此事的发生让政府意识到了证券市场监管的真空地带。

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也随之进入公众视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8月份一出事，中央一看，管都不管这个局面是不行的，必须赶快成立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所以中央定得非常快，文件都没有来得及像过去那样一步一步地发表，一下子就公布了。”

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简称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监管体制开始形成。国务院证券委是国家对证券市场进行统一宏观管理的主管机构，中国证监会则是国务院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

“这项工作是火山口。”刘鸿儒在上任之初就表示。一语成谶，“810事件”让他上台，“327事件”却又让他很快告别证监会。

1993年，广东深圳，深圳证券交易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上交所自1992年12月开始建立国债期货市场，允许部分券商进行自营买卖。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又向个人投资者开放了国债期货交易。

到了1994年秋天，国债期货发展的政策环境出现变化，面对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央行出台保值贴补政策，国债固定利率变成了浮动利率，国债期货的价格波动加大，全国各地投资者趋之若骛，成交额明显放大。与此同时，上交所管理层对政策环境变化后的风险扩大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发生了1995年2月的“327国债期货事件”。

事后，多方主力辽国发清盘，掌门人高氏兄弟外逃不知去向，万国证券被接管，管金生被判刑。同时，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去职。上任未满三年的刘鸿儒也离开了“火山口”。

3、“看得见的手”

“股市涨了领导怕乱，股市跌了股民不干，不涨不跌领导和股民都有意见。”

— 周正庆

时间走到1996年，1月的512.83点成为深市全年最低点，这一年，深交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刺激股市的发展。

深圳方面的一系列措施效果立竿见影。统计数据表明，深交所各项指标逐渐追上上海市场。

从股票交易量看，1995年，上海为3103亿元，深圳仅为932亿元。而到了1996年，1至9月，上海为4893.6亿元，深圳则达到了5739.8亿元，深圳的股票交易量首次超过上海。

从股价指数看，进人1996年后，深圳的成分股指数年初在1000点左右，到了9月份，已突破3000点，全年涨幅为300%，而上证综合指数则从年初的550点升到900点左右，涨幅约为163%，大大低于深圳。

1996年9月底，时任申银万国总裁阚治东被紧急召唤回上海参加会议，会议首先通报了上海市主要领导对上海近期证券市场问题的关注，重点关注的问题是沪、深两地证券市场的竞争。

在谈到沪、深两地证券市场竞争的问题时，一位领导加重语气说：“我们不怕竞争，不是说竞争要不择手段，但是竞争一定要有手段。”而具体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上海几家主要券商重点运作好一些对市场有引导作用的股票，把上海股市往前推进。阚治东回忆，最后，会议明确要求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负责运作陆家嘴股票。

10月份，上证综指重回1000点。

管理层一看，这也太热乎了！从1996年10月起，管理层接连发布后来被称为“十二道金牌”的规定，大致有：《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等。但此时的大盘已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十二道绊索根本就拉不住它。

直到1996年12月15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全文宣读了次日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

文章指出，1996年4月1日至12月9日，上证指数暴涨120%，深成指暴涨340%。几个月来新增投资者开户数800多万，总数超过2100万，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次日，股市大跌。

1997年7月2日，国务院决定将上交所和深交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交易所正副总经理由证监会直接任命，正副理事长由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

从此，两地政府失去了对交易所的支配权。

1999年5月19日，沪深两市分别悄然上涨51点和129点，收于1109点和2662点。领涨的是带有网络概念的股票，如东方明珠、广电股份、深桑达等，一涨就是一个多月。这期间，央行宣布降息，《证券法》开始实施，《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要求大家“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珍惜股市的大好局面”。忽如一夜春风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上证综指一举冲到1700点，涨幅超过50%。

而对于“5.19行情”的启动，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周正庆在回忆录中给出了解释：

“1999年初，我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请示国务院。经过方方面面的协调和修改，1999年5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份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搞活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进行回购股票的试点等6条主要政策建议的文件，也就是通常说的搞活市场六项政策。由此引发了著名的‘5.19’行情。”

4、注册制新纪元

“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拓宽直接融资入口。”

— 易会满

2000年，全国多个城市展开围绕创业板市场地点的激烈竞争，最终深交所脱颖而出。也正是因为“筹建创业板市场”，从2000年9月起，深交所在三年多时间里暂停了新股上市业务，所有新发行的上市公司新股业务全部转到上交所。

2000年10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里的“红马甲”。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坐了四年“冷板凳”后，2004年5月，深交所敲响中小板上市钟，填补新股上市的空白。

2003年5月21日，股民顶着非典炒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这一年开始，区别企业到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划分线为公开发行1亿股。但此时正是大型国企股份制改造时期，深交所仍“门庭冷落”，上交所才是资本市场的“香饽饽”。

直到磨砺近十年的创业板面世，沪强深弱的格局才有所改变。

2009年10月30日，创业板首批公司上市仪式在深圳举行。数据显示，首批上市的28家创业板公司平均市盈率为56.7倍，而市盈率最高的宝德股份达到81.67倍，远高于全部A股市盈率。此时，大型国企基本已完成上市，创业板的诞生适逢其时。

这一阶段的深交所在上市企业数量上实现反超。由于在创业板上市的新兴企业股本小，潜力大，整体创业板的估值都被炒得比较高，交易也非常活跃。至此，算上创业板，沪深交易所在上市审核通道中实际比例是1：3。

2007年，某券商营业部股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10年11月开始，沪深两大交易所在IPO企业资源上形成新的默契：IPO融资股本在8000万股以上的，原则上在上交所上市，5000万股以下的，原则上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而融资股本在5000万-8000万股的拟上市公司，由发行企业自主选择。金融类上市公司则按4亿股为“分水岭”。

2014年3月份，情况又发生变化，证监会在其官方微博上表示，首发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在沪深市场之间自主选择上市地，不与企业公开发行股数多少挂钩。证监会审核部门将按照沪深交易所均衡的原则开展首发审核工作。

除了在本土的“较量”，两大交易所国际化脚步也未停歇。

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正式启动，上交所和联交所同时举行了开通仪式。沪港两地证券市场成功实现联通，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进入新纪元。2016年12月5日，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开通仪式在深圳、香港同时举行。

2018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将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在科创板出现之前，净利润和市盈率倍数是企业能否上市的关键指标。科创板推出后，五项上市标准中只有标准一与利润相关。因而投资者更注重从成长性、技术领先程度、核心竞争力，未来发展方向等维度去审视企业。

在221个日夜后，科创板终于乘风而来。

2019年6月13日，科创板正式宣告开板。肩负“试验田”职责，科创板在发行、上市、交易、退市等环节都进行了制度创新，对市场各方参与者也带来了新的考验。

2019年7月2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鸣锣开市。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认为，设立科创板的背景是，中国经济模式需要转向科技创新驱动。而将科创板作为注册制的试验田，一方面是旨在治理A股市场的“顽疾”，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另一方面，用一个新的板块去进行试点，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如果成功，经验将能够很快地复制推广，即便有一些波折也可以及时地总结经验。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钱军也对此评论道：“（科创板）最后的目标一定要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一个真正国际开放型的板块，吸引全世界所有地方的科创企业来上海上市。”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科创板IPO数量和融资额分别为113家和274.6亿元，均为全球市场板块第一，科创板正成为中国科创企业首选上市地。

在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的成功经验下，2020年8月24日，创业板注册制首批企业上市。全面实施注册制时代也已渐行渐近。

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统计，截至2020年6月30日，上交所股票市场总市值位列全球第4位。而作为境内两大证券交易所之一的深交所，交易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三。

30年风雨兼程，在沪深两大交易所的你追我赶和齐头引领下，A股市场已成长为如今的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沪深两市总市值从1990年的28亿元增长至目前的88万亿元；上市公司数量从最初的8只增加至今天的4000余只。30年前，A股总市值占GDP比重只有0.12%，截至2019年年末，国内股市总市值占GDP比重为60.24%。

而立之年再起步，下一个三十年，值得更多期待。

参考资料：

陆一《你不知道的中国股市那些事》；

阚治东《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格隆汇《证监会主席：中国最难打工人》；

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深交所主要筹建者之一、原副总经理禹国刚：揭秘深交所“诞生日记”，操刀“绝密救市”拯救“稚子”》；

南方都市报《改革先锋禹国刚：见证中国资本市场建立 感恩改革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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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悠然 SF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