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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远:慎用“黄种人”的自称

界面2021-08-02 19:03:463

原标题:王明远:慎用“黄种人”的自称

文丨王明远

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往往会激发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热情。比如,这次苏炳添在小组赛中创造了9.83秒的奇迹,一些媒体称之为“黄种人的骄傲”或“黄种人之光”,对于这些说法,朋友圈也不少转发点赞。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黄色是一种高贵颜色,与皇权相关,黄土地、黄河这些也被视为文明的象征,那么我国人民是“黄种人”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经常为大家所忽视的是,“黄种人”本是西方种族主义者发明的一个歧视性很强的概念,是对东亚人群的污蔑性称谓。

在人类社会中,色彩不单单是对物理现象的描述,还带着各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价值与情感。比如,藏传佛教典籍中以五色形容自己和四方文明;在传统的欧洲,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中国人被称为“黄种人”,显然是有明显的种族歧视,是劣等民族,与之相关的还有“黄祸”等词汇。

“黄种人”作为西方歧视性概念的另一个很明显的例证是,在欧洲历史上,中国人也曾长期被尊称为“白种人”,只不过近代之后才被降级为“黄种人”。16世纪初,葡萄牙人塞格莱接受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之命,前往东方探险,他在马六甲遇到了在那里定居的华侨,通过近距离观察他们,他记录道:“中国居民是白种人。他们的身体素质不错、眼睛很细,而且服饰宽松,还有戴网巾的习俗”。

几乎同时代,1515年前后,葡萄牙国王派驻东方的使节托梅·皮雷斯(Tomei Pires)在其《东方概要》也是把中国人称为“白人”,并且与欧洲各国人进行类比:“中国人是白人,和我们的皮肤颜色一样。大部分人穿黑棉布做的袍子,跟我们的差不多,只是很长……有些人穿羊羔皮,戴丝织圆发网,像我们葡萄牙的黑色网套。他们有点像德国人,下巴上有三四十根长须,穿做工精细的法国方头鞋。而中国的妇女长得像卡斯蒂利亚人,穿着打褶的裙子,系着裙带”。相类似的观察也出现在17世纪利玛窦的记录中:“中国人的皮肤是白色的;但在南方各省,因为是在或靠近热带,有的人比较黑”。

那么中国人的肤色什么时候开始在欧洲人的笔下变黄了呢?这始于17世纪晚期,促使发生变化的有两个原因:一是欧洲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经济迅速发展,逐渐超过中国,对中国的仰视感消失;第二是,满清政府的海禁政策,以及对基督教的打击,让欧洲殖民者非常忌恨。

到18世纪以后,西方游历者们对中国人的溢美之词荡然无存,在他们眼里中国人也逐渐被开除出“白种人”的群体,开始以负面形象出现在欧洲文字作品中。“白种人”到“黄种人”的转变,实质是欧洲人对中华文明评价的降级,他们不把中国人当做“白种人”言外之意,就是不认可中国与他们一样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只能是次一级的落后文明,就好比中华视野中的由“夏”变“夷”。

而彻底从学术上给中国人贴上黄种人标签的,是瑞典著名的植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也是人种分类学的创始人之一。1735年,他在著作《自然体系》中把人类分为四种,其中欧罗巴白种人、亚洲棕种人(拉丁词fuscus)美洲印第安红种人和非洲黑种人,这种分类方法被广为流传,甚至上世纪末中国小学地理课本中的人种红白黄棕的四分法,也是源自与此。林奈后来在1759年再版这本书的时候,把亚洲人的颜色由fuscus改为luridus,这词汇在植物学上是“枯萎、病态、死一般”的意思,林奈这样评价亚洲人显然是充满了歧视。

由此,中国人是黄种人的概念广泛在西方流行开来,并且中国人的“黄种人”形象逐渐被各种文学作品丰富起来,中国人的肤色、习俗、言行往往成为嘲笑对象,以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笔下的“傅满洲”最为著名。就是时至今日,不少好莱坞电影也难摆脱刻板印象的窠臼。

另一个描述概括中国人的概念“蒙古人种”,其实也有很强的种族歧视含义。18世纪后期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以头骨形态分析的方法把人类分为五个种群,分别命名为高加索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这种分类方法已经被认为是很不科学的,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的称谓基本被抛弃,但是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这两个词都具有不可思议的生命力,仍频繁出现在有关中国的各种著作中。

由于蒙古骑兵曾经对欧洲进行过血腥侵略,因此,“蒙古”一词在西方语境中是负面的,意味着野蛮、落后。“蒙古人种”这个群体也被各种种族论者赋予各种负面含义,一些欧洲解剖学家认为,蒙古人种大脑容量下,肤色浅黄,与他们生性狡黠阴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关性。很多疾病也被欧洲科学家冠上“蒙古”的名字,比如欧洲人认为眼内眦赘皮是丑陋的,于是称之为“蒙古褶”;骶部色素斑被命名为“蒙古斑”,认为这是人类没有进化好的表现;最荒唐的是唐氏综合征发现者约翰·唐(John L.Down)一开始把这种病命名为“蒙古人病”,因为患者普遍面容较宽,眼睛细小上挑,欧洲人认为这是患者发生了人类进化的反向衰退,由“高级”的高加索人种回到较“低级”的蒙古人种阶段。

二战结束以后,遭受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带来的战争劫难的西方,开始有意识清除意识形态中具有鲜明种族主义色彩的东西。“黄种人”的叫法开始为西方主流所抛弃,如果一个严肃的媒体或者学术著作采用这样的词汇,会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代之而起的是“东亚人”或“亚洲人”(往往也是指东亚人和东南亚人)这种中性的、而又含有明显外部特征分类的词汇,目前欧美政府的族裔分类法都是采用这种称谓。

反而由于黄色在我国文化中是正面意义的,又加上1980年代港台歌曲、电影对这个概念的强化,使得我们忽视了西方人创造的“黄种人”概念所隐含的负面意义。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对“黄种人”的概念进行正本清源,最为著名的是台湾大学美籍教授Michael Keevak的著作《成为黄种人》(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该书详细揭示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东亚人观念史变迁,以及“黄种人”这个概念起源和内涵界定过程。即便是同样文化背景和族群特征的韩国人、日本人也从近代以来一贯抗拒“黄种人”的称谓,笔者认为,对于这个概念,我们也是慎用为好。

责任编辑: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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