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3月结婚吉日（属狗2023年全年运势和运程男）

黄道吉日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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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三月二十二号适合结婚吗?

2023年立春前一天不适合结婚。这一天是正月初三，一般是除夕刚过，不会马上举行婚礼。而且这个时候特别冷，不适合婚礼当天。你最好选择另一个吉日。

只要你愿意，哪天都可以结婚，但是需要达到法定结婚年龄。

2023年3月23日适合结婚吗？茶黄里

这一天是结婚的吉日，结婚更吉祥。2023年3月13日，我结婚了。2023年3月13日，2023年2月11日，星期日，按公历我赶羊(我没有)我祈祷种东沙的立柱，放羊，上家，拆安门会亲友，破土，装修，拆迁移旅行证。

作为婚姻生活的开始，女性结婚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要慎重选择吉日。2023年3月23日，旧历(公历日期)2...你的位置:2023年3月23日，已婚。...

2023年结婚吉日一览表结婚黄历

以5月为例，适合结婚的日子有5月20日和5月21日。

5月光凭一个“520”就已经足够浪漫了，再加上这时候的天气处于春夏交接时，暖暖的风吹过来格外温柔，这个时候也是婚礼旺季，所以小犀姐再_嗦一下，各位新娘务必提前预定酒店和婚纱拍摄。

此外，3月7日也可以。3月初春，万物也都进入复苏状态，天气逐渐转暖，一方面“新生”和婚礼的美好寓意相结合，另一方面逐渐升高的温度也让婚礼的举办更游刃有余。

2023年3月份有哪些结婚的好日子?

2023年3月份适合结婚的吉日有：3月3日（冲鸡煞西）、3月4日（冲狗煞南）、3月6日（冲鼠煞北）、3月7日（冲牛煞西）、3月13日（冲羊煞东）、3月19日（冲牛煞西）、3月22日（冲龙煞北）、3月24日（冲马煞南）、3月27日（冲鸡煞西）、3月30日（冲鼠煞北），共十天。

Ps.冲煞：冲(生肖)，所选日应和自已生肖相同应避开；煞(方向)，所选日应和自已新居户门朝向相同应避开；选冲其它生肖和煞其它朝向的日子就是你的结婚吉日，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3月份结婚的黄道吉日?

1、结婚日选在双月双日上

中国人讲究好事成双，结婚吉日可挑选在阴历二月十六，八月初六，十月十二等等一些双月的双日上。

2、结婚日选在节假日左右

婚期与节假日统一，例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中秋节。如果想在2011年结婚，2011年的假期国家已公布，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结婚日选在节假日左右，增添情趣，好友亲朋可以有时间参加婚礼，气氛热烈，并且款待亲朋与家中过节合而为一，假期结婚的新人比较多，要注意提前预定酒店等。

3、避开阴气重的日子

要避开传统中的“清明”、“鬼节”等阴气重的节日，不宜办喜事。阴历的初一、十五也不宜结婚。

4、要考虑双方的实际

要考虑双方工作、家庭的实际，选择吉日，需兼顾双方老人和亲朋好友都有时间参加，都能看到热闹喜庆的场面，避开有重要亲戚不能参加的日子。

5、避开与属相犯冲的月份或日子

所谓犯冲，即子鼠与午马相冲、丑牛与未羊相冲、寅虎与申猴相冲、卯兔与酉鸡相冲、辰龙与戌狗相冲、巳蛇与亥猪相冲，共六组相冲，即属鼠的应避开午马月或日，依次类推。

6、结婚日选在黄道吉日上

所谓黄道吉日是以星象来推算吉凶，谓青龙、明堂、金匮、天德、玉堂、司命六个星宿是吉神，

2023年3月20号结婚是吉日吗

王艮，明哲学家，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人，生于1483年(明宪宗成化十九年)，卒于1541年(明世宗嘉靖十九年)。他世占灶籍，家境贫寒，经过十几年的刻苦自学，由一个识字不多的灶丁成为著名的泰州学派的开山鼻祖，成为我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他的“淮南格物说”、“百姓日用即道”等思想吸引了大批弟子，深受广大平民百姓的喜好和信服，在当时起到了“掀翻天地”的震撼作用，其中“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更为突出地体现了他的学说的进步性和人民性，并且对于我们当前思想理论的创立、宣传也有较好的借鉴作用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王艮生长的时代也即明朝中后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开始走向衰落、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有了较快发展的时期。其时，江南、东南沿海等地区逐步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长江以北、淮河流域一批各具经济特色的城市及其商业也相当繁荣，如“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东赢”。（1）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却日趋腐败，日益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压迫，贪婪搜括，中饱私囊，过着挥霍无度骄奢淫逸的生活。据《明武宗正德实录》记载，明武宗的婚礼用掉黄金八千五百二十两，白银五十二万三千八百四十两，而当时的收入除米麦等实物外，所得银两仅一百五十余万两。明武宗在宫内挥霍淫乐犹嫌不足，还到处抢掠妇女、财物，“近淮三四百里无得免者”（2）就连王艮的家乡安丰场也被供应游猎用的鹰犬。以封建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的腐败搞得民不聊生，人民群众反抗和起义连绵不断， 武宗正德四年，“两广、江西、湖广、陕西、四川并盗起”，正德六年“自畿辅迄江、淮、楚、蜀，盗贼杀官吏，山东尤甚，至破九十余城，道路梗绝”（3）。特别是正德五年，河北爆发的刘六、刘七为首的农民起义最为浩大，他们树起“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的大旗，王艮的家乡一带，通州、泰州、如皋等滨江之地和淮南盐场皆受影响。

恩格斯说过，任何一种新的学说，“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事实之中”。（4）明代中期以来，由于经济发生了许多变化，必然使得人们不断地思考研究这些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探求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方法，因此，一些新的思想观点和新的学派也就应运而生了。明代中期以前，程朱理学对麻痹人民的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有着一定的作用，一直被统治阶级所推崇并被钦定为官方哲学，在思想领域占据最高统治地位。但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人们对它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开始创立适应社会形势变化，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新的思想学说，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由陈献章开其端，王守仁总其成的心学，并在思想上逐步取代程朱理学居于主要地位。王艮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以其自身的经历和所处的地位不断对社会问题分析、研究、独立思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师王守仁思想的影响，逐步形成了自已的一套思想学说，创立了极具平民色彩的泰州学派，其中尤以“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最为突出。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形成与他本人的出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对一般民众富有同情心密切相关。王艮由于出身于灶户之家，父亲是灶丁，本人是“亭子”，其出身和社会地位相当卑微，甚至比一般平民还要低下。据《明会典》记载：“正德十五年，令各府州县囚徒，情罪深重者，不论远近，俱发本省盐场缺人锅下，依照年分煎盐，抵办逃亡之灶丁课额”，“嘉靖十三年，题准今后有司，但有灶户告理归民，务要查册审实呈请抚按详允，不许擅自更张”。可见，在当时王艮的家庭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几近于囚徒。王艮家世代煮盐，家境又较贫寒，《年谱》载：王艮七岁“受书乡塾”，“十一岁，贫不能学，辞塾师，就理家政”，这些都使得王艮能够深谙社会上贫苦百姓之疾苦，并产生维护民众利益、拯救民众于水火的动机。王艮的这一愿望在他后来所作的《鳅鳝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此赋中，王艮自比鳅，以万民比“复压缠绕奄奄一息”的鳝，他不愿自乐于江河，而要拯救缸中之鳝，先使其转身通气而有生机，然后使其出缸同归于长江大海。王艮由于怀有此抱负，决定了他要走的决不是科举入仕做官吏兼做学者这条一般士子所走的道 路，而是以《大学》、《论语》、《孝经》这些儒家启蒙读物获得的知识与自已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的体验相结合，走一条以道化俗的道路，这是王艮“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理论产生的现实基础。

王艮之所以能独创“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具有不拘泥传注、不因循师说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敢于否定封建统治阶级的圣经贤传的“叛逆”性格。王艮于正德十五年开始师从王守仁，在他从学的过程中，他“时时不满其师说”（5）“往往驾师说之上”（6）。他不但坚持自已的“淮南格物”说，而且还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安身立本”说等和王守仁不同的新观点。耿定向撰《王心斋传》说：“同里人商贩东鲁，问经孔林，先生入谒夫子庙，低徊久之。慨然奋曰：‘此亦人耳，胡万世师之称圣耶？’归取论语教经诵习。至颜渊问仁章，询之塾师，知颜子为孔子高等弟子，曰：‘此孔门作圣功，非徒令人口耳也。’为笏书‘四勿’语,听夕手持而躬践之。……久之,行纯心明,以经证悟,以悟释经。慨世学迷蔽于章句,思国学为天下首善地……?由此可看出,王艮不但反对传统的章句,而且大胆地摒弃和对抗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圣经贤传。王艮正是由于具有这样的“叛逆”性格才提出诸如“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等“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观点。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提出根源于他的“万物一体”和“体用一原”的一元论世界观，是他对于良知看法的一个自然结果。王艮认为“天地万物为一体”、个人与天地万物“同体”，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倾向性。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体用一原”、“有是体即有是用”的观点，如：“或言老佛得吾儒之体。先生日，体用一原。有吾儒之体，便有吾儒之用。老佛之用，则自是老佛之体也”、“体用不一，只是工夫生”（7）。根据“万物一体”和“体用一原”的世界观，王艮强调人的主体性，认为人可以“主宰天地，斡旋造化”（8），“体用一原”与劳动人民的“天性之体”结合着的就必然有劳动人民的“百姓日用”。另外王艮对于“良知”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良知自然现成，它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更是一种活动即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等活动，它有体有用，其体即性、道、中，其用是思、是觉。良知本体在内容上是天理，在表现形式上是自然、自在，良知是这两个方面的统一。王艮与其弟子有这样一段问答明确显示了这个意思：或问：“天理良知之学同乎？”曰：“同”。“有异乎？”，曰：“无异也。天理者良知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惟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以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为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9）圣贤与百姓的区别，就在于圣人自觉此良知，百姓则“日用而不知”，待先觉教化，然后才知之。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是他对于良知以上看法的一个自然结果。

“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是王艮所有思想学说中较为进步的一个命题，也是他四十岁以后讲学的中心问题，这一思想后来又被王艮的后传弟子们进一步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成为享誉中外的著名论断。据《年谱》记载：“四十二岁…多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大意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四十六岁……集同门讲于书院。先生言百姓日用即道，初闻多不信。先生指僮什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处，不假安排，俱是顺帝之则，至无而有，至近而神。…一时学者有省”；“四十九岁。是年，四方从游日众，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甚悉”；“五十一岁…先生曰，此学是愚夫愚妇能知能行者。圣人之道，不过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天地，育万物把柄，不知此，纵说得真，却不过一节之善。”由这些记载我们不难看出，王艮非常致力于“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宣讲，他提出求和学圣人之道不应依靠书本经传，应到百姓日用中去，并且王艮还认为学的方法也是简易直捷，自自然然，做到乐学。他说：“天下之学，惟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气力，有无边快乐。若费些子气力，便不是圣人之学，便不乐”（10）。王艮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是泰州学派的中心观点之一，经过历代后传弟子的努力又不断得以发扬光大，其中尤以罗汝芳，李贽贡献最大，李贽以日常生活作为理论探讨的对象，把日常生活从修道的工具地位提高到必须加以重视的本体地位，将穿衣吃饭视作为人伦物理，这是对传统儒学的超越，也是对王艮“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发展，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同者也”（11）。

二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是他最富有创造性的思想理论之一，这一表述虽然较为朴素平实，但其内涵却非常丰富。根据对他的一些著作及语录的认真分析，这一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百姓日用即道”中的“道”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道”在我国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范畴，人们习惯于把道看成是比较神秘的东西，并且一般人也感到是无法把握和理解。对于“道”我国不少思想学术流派都曾作过一定的表述，如《周易?系辞上》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里把“道”解释为先于天地万物的精神本原，是高高在上的抽象的不可捉摸的，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的，只有“圣人”能够认识它、掌握它。宋明理学家则多把“道”等同于天理，认为“道”和“理”是异名同实的，“理”是永恒存在并且具有神性。程颐曾这样说过：“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12)。程颢说：“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13)他们虚构了一个符合封建特权法律可以自由地支配万物、普照万物的“天理”，并要求各阶级安命地“尽分”，也就是“穷理尽性”。二程公开宣布：“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14）。程颢甚至说“蜂蚁知卫其君，豺獭知祭礼”（15），朱熹则将“理”视为最高的毫无具体内涵的抽象，是先于物质存在的，是产生万物的神秘的根源。王艮的老师王守仁则以“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一切都是从“心”派生出来的世界观为出发点，提出“道”即“心”，要求“道”须“不假外求”、“向内用力。”他这样说过：“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诸君要实现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16）王艮一反古代经典的传统，并且也否定了其师的认识，认为“道”不是先天存在，也不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神秘的东西，它就存在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人们从日常生活中能感悟到的，这样就把“道”由抽象的变为具体的，把“道”从天上拉回人间，并赋予“道”以“百姓日用”的新内容。他说：“愚夫愚妇与智能知能行便是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会失，百姓不知便会失了”（17）。这里的百姓就是与僮仆一类的“愚夫愚妇”，“百姓日用”就是指包括吃饭、穿衣等在内的日常生活和欲望要求。王艮对“道”的规定，将“道”由无形无象变成了生动活泼、不可捉摸变成了随时可及、极端的神秘变成了日常琐事。这正如唯名论发展的最初阶段都尔的贝伦伽里所得出的结论一样，他认为在教堂的圣餐仪式中人们所吃的是面包，喝的是酒，而不是像教会所说的是“主的身体和血”。贝伦伽里认为如象教会所说的话即使基督的身体大如巨塔，也早就被吃得一干二净了。贝伦伽里把圣餐从“主的身体和血”的欺骗还原为面包和酒，犹之王艮把道学家所宣扬的高不可攀的神秘的道从天上拉回人间，还原为百姓的穿衣吃饭、还原为饥来吃饭困来眠一样。

2、“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中的“道”是自然现成，不需思索和矫饰。王艮从其“天地万物为一体”、“体用一原”的世界观出发，认为人性之“体”就是天性之“体”、“良知之体”，而天性之“体”又等同于自然，百姓日用则是“体用一原”和劳动人民“天体之性”的结合，因此，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的“道”与万物中的“理”是一致的，它是指人的日常行为由于多次重复而形成的一套最合理、最简易、最省力的反应模式，这种模式因熟化而忘却具体的反应过程，并往往与天体之性一样不假安排，不需思索，自然现成而又合乎规律，如一有思索安排，便是转念，便是拟议，便不自然。他说过：“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当思则思，思则通已。…要之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这里的“人欲”就是指人为）”，“凡涉人为，皆是作伪，故伪字从人从为”（18）。邹德涵语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比较全面形象地说明了这个意思：往年有一友问心斋先生云：“如何是‘无思而无不通？’”先生呼其仆，即应；命令取茶，即捧茶至。其友后问，先生曰：“才此仆未尝先有期我呼他之心，我一呼之便应，这便是‘无思而无不通’”。是友曰：“此则满天下都是圣人了”。先生曰：“却是日用而不知，有时懒困着了，或作诈不应，便不是此时的心。阳明先生一日与门人讲大公顺应，不悟。忽闻门人游田间，见耕者之妻送饭，其夫受之食，食毕与之持去。先生曰：‘这便是大公顺应’。门人疑之，先生曰：‘他却是日用不知的，若有事恼起来，便失这心体’”（19）。童子捧茶，一呼即应，不假思索，前不拟议，后不滞留，这正是其良知现成自在当下顺适处。农夫耕田，其妻送饭，食毕将盛饭之器还于其妻，其妻还家，这些都是自然现成，不用安排的，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的“道”就是这种现现成成，自自然然，不用思索和矫饰的东西。

3、“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以百姓是否“能知能行”作为判断“正道”与“异端”的标准。自古以来，封建统治阶级以及为其服务的思想家总是把符合封建传统观念、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学说称为“圣人之道”也即“正道”，而把那些与封建传统观念背道而驰、有利于维护百姓利益的思想主张称为“异端”、“邪说”。封建统治者不仅对人民群众实行经济上的剥削、上的压迫，而且在思想上对群众实行愚昧政策，将社会成员分为上、中、下等，而群众一般都被视为“下人”、“贱人”，群众的欲望，求生存的行为则被斥之为万恶的“人欲”，而“道”只是圣人、贤人和君子的行为。王艮勇敢地冲破“天道”的束缚，把有关“正道”与“异端”的传统观念颠倒过来，提高了“百姓”的地位。他认为圣人之事就是百姓日用之事，圣人之道就是百姓穿衣吃饭，他说：“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20）。这也就是说，离开百姓日用，离开“家常事”则无道可言，符合百姓日用的就是道，凡不符合百姓日用的，专门研究天道性命等形而上领域、不贴近百姓日常生活的就是异端。另据《年谱》记载：五十七岁…先生曰，此学是愚夫愚妇能知能行者。圣人之道，不过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天地，育万物把柄。由此可以看出，王艮将判断是“正道”或“圣人之道”还是“异端”的标准确定为是否符合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百姓是否“能知能行”。据此王艮认为“百姓日用之道”也即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等活动，是最平常的，没有什么高深、奥妙、奇特，一切“愚夫愚妇”都“能知能行”，人民群众天天都在实践着它，这就是“正道”，反过来，那些经书上的教条，那些“形而上”的玄而又玄的东西，人民群众对它们不能知不能行的，就是“异端”。

4、“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中蕴含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对什么是道、如何求道、衡量道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作出了较为明确的回答，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都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王艮认为，“百姓日用即道”中的“道”即真理，它不是在天上，也不在心中，而是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也即存在于客观事物中，要想获得“道”，就应到“百姓日用”中去学习，去探求，也就是要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中去。他有这样一首诗体现了这种思想，“瑞气腾腾宝韫山，如求珍宝必登山，”（21）这首诗强调的就是要获得知识，取得“珍宝”，必须亲自实践，攀登高山，才能如愿以偿。王艮不仅主张从“百姓日用”之中获得知识和真理，而且也非常重视从学习中获得真理性的认识，这与其师王守仁的“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德性之良知，莫由于见闻”、“良知之外，别无知矣”等那种唯心主义先验论是根本不同的。他说：“孔子虽天生圣人，亦必学《诗》、学《礼》、学《易》，逐段研磨，乃得明彻之至”，“孔子之时中，全在韦编三绝”、“人之天分有不同，论学则不必论天分”（22），根据王艮对如何获取“道”即真理的认识可看出，他既重视亲身去实践，去体验，同时也很重视通过学习获得真知，这就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具体体现。在关于如何获取“道”的问题上是如此，在衡量道的标准问题上，他也坚持的是唯物主义认识论，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是异者皆为异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23）这也就是说，凡符合百姓日用的就是道，就是真理，凡不符合百姓日用的就不是道，这种以是否符合“百姓日用”作为衡量道的标准，也即以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实践活动作为衡量真理的标准，正是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

三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把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活动等家常事作为“圣人之道”，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对封建传统思想理论和封建统治阶级是一次很大的突破和冲击，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人民性，并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服和拥护。

1、“百姓日用即道”思想较为正确地揭示了“道”的来源。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中贯穿始终的是认为“道”也即我们现在讲的真理来源于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等实践活动，这在当时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都是了不起的，并且具有进步性和人民性。《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或问‘中’。先生曰：此僮仆之往来者，‘中’也。曰：然则百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中’，安得谓之道？特无先觉者觉之，故不知耳”。“中”也称“中庸”、“中道”、“中和”，指处理事情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的态度，它是儒家所崇尚的伦理思想，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人修养的最高境界，一旦达到这个境界，就会产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神秘效果。王艮认为，“中”也即“道”的内容，不应该是儒家的伦理纲常，而是“僮仆之往来”、“愚夫愚妇能知能行”的“日用之学”，也即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等活动，如果不是，则“纵说的真，却不过是一节之善，算不得圣人之道”，只能算是“异端”，而这些“百姓日用之学”又是最平常的，是劳动人民天天实践的，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王艮将劳动人民的“家常事”作为圣人之道，相反却把“正宗”的所谓圣人之道视为“异端”，较为正确地揭示了“道”的来源，因此也就能深得人民的拥护，有人称之为“如日月复明，而星辰复璨”，是“日用中之布帛粟菽”（24）另外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随着资本至主义萌芽而产生的小市民阶级要求个性解放，要求消除社会不平等的强烈愿望，有利于提高老百姓的地位，具有一定的人民性。从思想认识发展的角度看，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对“道”的来源的认识，体现了社会意识依赖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唯物主义倾向，因而在人类思想认识史上又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2、“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代表了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利益，有利于维护人民的权利。王艮出身于社会地位低下的灶丁之家，对下层劳动人民怀有深厚感情，其所创的“愚夫愚妇能知能行”的“百姓日用之学”之所以能在下层社会得到广泛传播和弘扬，就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并且有利于维护和实现人民的生存等权利。王艮有一首诗专门歌颂“下”，说一切都从下层来，诗云：“世人不肯居斯‘下’，谁知‘下’里乾坤大，万派俱从海‘下’来，天大还包在地‘下’”（25）在王艮看来，“百姓日用”也即包括穿衣吃饭等在内的人民日常生活需要是人的起码的生存权利，而在当时，那些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穷苦百姓这些人最起码的权利都难以得到满足，王艮因此在他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中明确提出只有让人民吃饱穿暖，摆脱贫困的思想学说才是真正的学问和圣人之道。他说：“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夫子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26）由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王艮非常同情那些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劳动人民，争取维护人民的生存权利。除此之外，王艮还极力宣扬劳动人民的本然“利欲”，修正其师王守仁的良知说，将“致良知”变成“良知致”，将“良知”看成是百姓的“日用现在”，使王守仁的良知说从封建的教条变成了人民的欲望。《年谱》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南野公（欧阳德，王守仁的学生）尝讲‘致良知’，先生（王艮）戏之曰，某近讲‘良知致’，南野延先生连榻数宵，以日用见在，指点良知”。由于王艮讲的是百姓自己的日常生活之道，贴近他们的实际，有利于维护他们的权利，因而老百姓都愿听，并且心悦诚服。《王心斋先生别传》载：“先生每讲学，开明人心，侃侃辩惑其迷，务令人自得而后已。家庭邻里之间，皆爱慕其至诚而乐与之亲，言行无不信悦”。《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徐玉銮府志先生传》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先生益自信…所至与人讲论道学，…乡人始而骇，渐而信，久而浸与俱化焉。”由此可以看出，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因而深受人民欢迎和拥护。

3、“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敢于否定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圣经贤传。王艮以其来自人民的思想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将“道”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而对那些不贴近百姓实际生活却为封建统治阶级首肯的圣经贤传给予否定。他之所以能这样，这固然与他的出身、社会经历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能密切关注人民群众的疾苦特别是能与下层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对封建统治阶级表示强烈的不满和痛恨，勇于背弃、否定封建传统的圣经贤传和道德礼教。比如：王艮在看到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剥削的加重，百姓无田可耕、衣食不足、流离失所，剥削阶级却过着花天酒地、腐朽靡烂、任意挥霍的生活时，提出“欲民之无饥寒，不可得也。饥寒切身，而欲民之不为非，亦不可得也”（27）。这对程朱理学鼓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道德是一次有力的反对和批判。在针对被统治阶级能否干涉国家大事即“君子思不出其位”的问题上，王艮与其师展开了一次辨论，“遂言及天下事。夫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先生(王艮)曰：‘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其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夫子曰：‘舜耕历山，忻然乐而忘天下’。先生曰：‘当时有尧在上’。夫子曰：‘足见所学’。出，夫子谓弟子曰：‘吾擒取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28)王守仁认为被统治者不能干涉国家大事，只能忘天下，遵循了“君子思不出其位”的传统正宗思想，而王艮却认为有尧在上，草莽匹夫才可以乐而忘天下，否则就“未能一日而忘天下”，这就要求被统治者要干涉天下国家大事，“致君民于尧舜”，后来他甚至还提出推翻腐朽政权的思想，《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中有这样一句话表达了这一想法，“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故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王艮不但摒弃圣经贤传，独创“百姓日用即道”思想，而且他还坚决拒绝在封建社会桀纣之君的统治阶级行列里做官，放弃通常士子所走的科举入仕做官兼做学者的道路，并要求他的五个儿子及其弟子以“不仕”、“解官”为笃于信道，为有志，他的后学颜钧、何心隐、李贽由于反对封建专制统治都曾遭受残酷的迫害。

4、“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体现了拯救万民于水火的良好愿望，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王艮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朝中叶以后，这时整个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正如他在《王道论》里所说的：“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糜。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无饥寒，不可得也……”。王艮由于长期生活在平民之中，了解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目睹明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腐败，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怨沸腾，因此他立志为民立命改造封建专制社会，拯救万民于水火。据《年谱》记载：“二十九岁，先生(王艮)一夕梦天坠压身，万人奔号求救，先生独奋臂托天而起，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万人欢呼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