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印度朋友在微信上问我借钱 现在微信被封失联了
原标题:急!印度朋友在微信上问我借钱,现在微信被封失联了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朱可
5月下旬,我的两位印度朋友——库玛和廷库先后在微信上找我借钱。那时候,印度刚刚结束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全国封锁,而其境内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却从封锁前的519例上升到了9万多例。印度政府的封城措施并不奏效,但还是迫于经济下行的压力,解除了全国性的封禁令。如今,印度的累计确诊病例已将近160万,3.4万多人因此死亡。
过去几年中,我先后8次到印度旅行,结识了不少涵盖各个行业的印度朋友。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而我们之间联系的方式都是通过微信。实际上,微信在印度并不算主流的社交平台,不过,凡是与中国有文化或商业往来的印度人都会使用这款软件。
2月份,我这些印度朋友率先在微信上向我表示了慰问,库玛和廷库也在其中。他们送上对我和家人的祝福,希望我们能够平安渡过疫情。我向他们表达了感谢。尽管他们所在的城市当时只有个位数的确诊病例,我还是不忘提醒他们,千万不可大意。在我内心深处,对印度、对印度人有着颇为复杂的感情。疫情期间,我除了关注国内的疫情发展,也密切关注着印度的局势。一方面,我深深怀疑印度政府对于疫情的管控能力;另一方面,当中文网络里出现对印度抗疫措施的质疑或嘲讽时,我又会不自觉地替印度辩护几句。
进入5月后,印度的疫情开始向着我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我和印度朋友之间微信聊天的口吻也来了个180度转向。这次,轮到我来祝福他们阖家平安,而他们则纷纷为居家两个多月无所事事而唉声叹气。
疫情中两个借钱的印度朋友
40来岁的库玛自己经营着一家简陋的日用品商店,是那种印度街头最常见的个体小店铺。我曾经向他了解印度小商家的经营状况,他也向我介绍了他的生意经、他的家庭,以及上次大选期间他的政治态度。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的11月,库玛说家里刚添了第三个孩子,是他盼望已久的女儿,而他的岳父却去世了。他向我吐槽印度公立医院的拥挤低效,他岳父就是在那里因为排不上号而耽误了病情。
库玛的家庭不是那种殷实大户,平日就靠小本生意勉强维持,他太太是在家带孩子的全职主妇。库玛所在的城市自3月20日起实施了封城措施,直到5月31日才解禁。这期间,所有的商家都被勒令歇业,两个多月间,几乎没有任何收入。所以,当他开口向我借钱的时候,我毫不迟疑地答应江湖救急。库玛需要的不多,15000卢比,只相当于1500元人民币。他说,这点钱可以帮助他的家庭维持至少2个月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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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何将钱转给库玛却是一件麻烦事儿。我手里并没有卢比,也没法像他希望的那样,找个西联汇款的门店,电汇给他相等数额的美金。疫情期间,很多金融机构都不能正常工作了,在我居住的美国小城,根本就没有西联汇款。而库玛只会使用微信的通讯功能,并不懂如何使用微信钱包,更遑论绑定银行账户了。
几经周折,求助了几位朋友,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通过国内朋友在新德里的生意伙伴,我把人民币通过微信转账给他,他再通过Googlepay将卢比转给库玛。
廷库的情况则又不同。他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在他舅舅的珠宝公司里帮工,没有家庭负担,自己吃饱全家不饿。几年前,我陪一位国内的珠宝商朋友去拜访他舅舅的公司,在那里认识了廷库。他英文很棒,为人热情通达,也乐于助人。去年,我和国内朋友去参观印度最大的珠宝展览,都是由廷库安排的行程和各种证件手续。
疫情初期,廷库是最常在微信上对我嘘寒问暖的印度朋友。他总是以他那乐观积极的心态鼓励并安慰居家隔离中的中国朋友。我的朋友都说,廷库这家伙情商超高,将来会是个有所成就的生意人。然而,进入5月后,廷库的情绪明显低沉了下去,在微信上也很少发声了。偶尔,我会问候他一下,他便开始抱怨他舅舅,说公司自3月起就没有发薪水了,即便是他这个外甥也得不到分文。
5月底,印度第四期全国封锁行将结束的时候,廷库终于试探性地问我,能否帮他渡过难关。他需要的数额也不大,并说现在印度的商业已经开始复工,他希望在三个月之内,舅舅公司的生意有所起色,他就能还给我这笔借款。他在当地找到一位专做中国游客生意的旅馆老板,让我直接微信转账人民币到这位老板的账户上,旅馆老板会给他相应的卢比。
“我们的生意离不开中国产品”
6月中旬,由于中印边境地区出现的事态,印度国内随即掀起一股抵制中国产品的浪潮。廷库在微信上告诉我,他不相信印度真的能够抵制中国货,太多的印度商家靠中国商品才能生存。但是,接下来事态似乎并没有平息的意思。6月底,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宣布将封禁59款中国应用,微信也在其中。
起先廷库还挺乐观的,他认为微信不大可能真的封禁,毕竟很多印度商家都是靠这款软件与中国生意伙伴保持联系的。疫情已经让这些商家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如果再断绝他们与中国伙伴的联系,必将在印度国内引发强烈抗议。他说:“即使印度政府将微信从软件商城里下架,我们这些已经安装了微信的用户也不会受影响。”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这么认为,还是为了说给我听的,总之,他再三声明,不必担心,“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我一直都会在这里。”
我并非担心借钱给他的事情,我担心的是,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将向何处去。
我曾经问过库玛,印度人到底怎么看中国?他当时的回答颇为特别:“我没法统计每个印度人的看法,但据我的观察,印度的上等人,婆罗门,他们掌握着媒体、知识界和很多政府决策部门,他们以为自己是白人,所以他们的看法比较偏西方;我们这些小商人,吠舍,我们的生意现在都离不开中国的产品,我们更希望与中国搞好关系。”
按种姓来分啊?这个说法比较新颖。于是我继续问,那另外两个种姓呢?“刹帝利是传统军人和贵族,骑墙派,民意往哪边他们就往哪边;首陀罗和贱民,他们根本就顾不上关心什么中印关系,能吃饱饭就不错了。”
7月下旬,库玛又在微信上联系我,说虽然已经复工复产,但生意实在萧条,言下之意,他还想借点钱。还没等他明确提出来,他所在的城市,微信真的被封掉了,我们之间的联系也彻底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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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着向廷库发了一条微信,看看他这个“坚信不会封派”是否侥幸逃脱,然而,6天过去了,杳无回音。看到当初借钱给廷库时居中转钱的旅馆老板发了一条朋友圈,凡是用印度手机号注册微信的,如今想发微信,手机界面上会即刻弹出一个信息框,上面的英文写的是“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现在不能向你提供这项服务。”
库玛、廷库跟我微信失联的这一天,7月24日,印度新冠病毒的累计确诊人数超过了132万,累计死亡人数超过了31000。而且,疫情似乎根本没有接近拐点的迹象。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南亚和东南亚问题观察者)
责任编辑: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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