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济神州：200亿元研发投入背后的创与新

原标题：200亿元研发投入背后的创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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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百济神州中国区总经理兼公司总裁吴晓滨

继登陆纳斯达克、港交所后，百济神州（06160.HK，BGNE.US）对A股科创板发起冲刺，意指三地上市，而这或将首开全球资本市场先河。

作为一家中国本土生物医药企业，百济神州主攻抗癌药的创新研发，其自主研发的BTK抑制剂泽布替尼已在全球多地递交新药上市申请，改写了中国抗癌药长期以来“只进不出”的局面。与此同时，公司拥有超30个在研药品，其中11个在研药品拥有全球权益。

自2010年成立以来，百济神州通过上市、定增及配股等方式累计融资超45亿美元，2016年以来公司研发投入合计近2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00亿元）。

高额的全球融资、大手笔的研发投入、初具规模的研发管线，百济神州发展路径背后所映射的，正是中国医药创新发展中政策与资本的同频共振。

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由此拉开帷幕，“鼓励创新”更成为这场改革的灵魂。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2015年受理了约70多个品种的1类创新药注册申请，到2019年时此类申请受理数量多达319个。创新药从临床走向获批上市的时间不断缩短，覆盖病种持续扩围，医药创新成果惠及越来越多的中国患者。

研发投入如何统筹？ 百济神州模式何以为继？ 中国创新药市场的持续创新动力在哪里？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独家专访了百济神州中国区总经理兼公司总裁吴晓滨。

资本市场助力

对于新的生物制药企业而言，一开始还没有收入，这个时候就得靠资本市场的力量。资本市场为什么愿意投资，因为他们看好早期投资有助于发明出好的药物。其实就是投资人能看到前景、看到回报。

《中国经营报》：相较于传统药企研发投入来源于往年利润积累，百济神州的研发投入更多来自融资，这样的模式有哪些形成因素？

吴晓滨：药品的前期投入非常大。从历史上看，凡是新型生物制药公司，前期都是投入很大的。这和国际上的大药厂不同。国际上的大药厂已经有相当规模的业务，可以用已有业务的收入来反哺研发。对于新的生物制药企业而言，一开始还没有收入，这个时候就得靠资本市场的力量。资本市场为什么愿意投资，因为他们看好早期投资有助于发明出好的药物。其实就是投资人能看到前景、看到回报。

《中国经营报》：百济神州的研发管线中有34款早期临床药物，其中包括下一代产品双特异性抗体药物、一些拥有全球权益的在研药物，并在全球开展70余项临床研究。肿瘤创新药研发要与国际接轨，还要在哪些方面着力？

吴晓滨：当前，治疗癌症的药有靶向药、化疗药物、免疫制剂（PD-1、PD-L1）。免疫治疗、细胞治疗，在某类癌种上非常有效，但同时也有局限性，只能个体治疗，不能大规模地扩展。CART细胞治疗也有其局限性，科学家仍在不断改进、探索。没有任何一个疗法可以打遍天下。

肿瘤本身非常复杂，人们对肿瘤发病机理处在认识阶段，彻底揭开奥秘还有一段距离。现在没有哪一种疗法可以说对癌症的治愈率非常高。反倒是，不同的方法放到一块，通过联合治疗，用各种不同的组合，才能在临床试验上探索，用什么样的药治最好，用什么样的联合治疗，能达到最大的效果。要从理论上进行设计，从实践上得到验证。药企的研发费用中，大概70%~80%的费用都花在临床试验上。因为医药研发的理论必须要通过实践来验证。

《中国经营报》：百济神州目前已经有2款抗癌新药上市销售，百济以研发为主，在商业化布局上如何考虑？

吴晓滨：能力都是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国内很多做仿制药的传统企业，成功转型进入创新领域。百济从一开始就切入创新，没有仿制药业务的基础，所以以前是没有商业能力的。但科研的能力非常强，通过科研把药品做出来了，就需要对新药进行商业化，让医院知道、医生知道，让患者受益。这是个渐进的过程。百济的商业化团队从最初的一两百人，扩展到现在上千人。创新药技术很复杂，上市销售需要讲清楚什么样的病人适合用这个药。一般的产品，不需要解释太多。但销售高精尖的产品，通常对公司的服务人员、推广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要求高。这也是我们对我们商业化队伍的要求，这些人大多有医学背景，对肿瘤的专业知识储备丰富。

降价需要平衡

今后医保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国家医保是超级买方。另外一方面，商保应当在中国大力发展起来，才能推动我们国家的医药创新持续发展，同时兼顾到老百姓用药的可及性、可负担性。

《中国经营报》：国家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下，谈判、竞价准入成为常态。在主导“降药价”政策下，怎样看当前中国创新药上市后所面临的市场环境？

吴晓滨：近几年，我们国家的生物制药产业蓬勃发展，让老百姓用药的可负担性得到了极大改善。同样的药，过去进口的创新药、专利药，动辄就是几十万元，价格高昂。例如，PD-1药品在国外的价格非常高，刚进入中国时的价格也非常高。这两年，中国国产PD-1药品上市后，促使PD-1价格极大降低。2019年PD-1药品进入国家医保，价格在10万元左右。这个价格水平应该是比较好的平衡点，既能让老百姓用上世界上最新的肿瘤治疗药，同时

也能让创新药企业有一定的利润，让创新持续进行下去。

我们国家的人口基数大，患者对前沿新药的需求量非常大。过去全部使用进口药时，那是“天价药”。过去，家里如果有一个人得了重病，砸锅卖铁卖房子地凑医疗费，这是个常态。但其实这是不正常的，也不应该是个常态。只有把我们自己国家的医药工业发展起来了，国外产的药我们也能生产，药价就降下来了。

《中国经营报》：如何看待医保谈判这样一个“超级买方”，对创新药的机遇与挑战？

吴晓滨：目前我们国家基本医疗保障方面，主要的政策还是广覆盖、保基本。对于国家来讲，创新药价格需要把握一个平衡

点。一方面是病人治病用药的可负担性；另外一方面，医药属于国家的战略产业，怎样发展这个产业的核心技术、核心能力，保障我们国家以后面对任何突发情况，我们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今后医保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国家医保是超级买方。另外一方面，商保应当在中国大力发展起来，才能推动我们国家的医药创新持续发展，同时兼顾到老百姓用药的可及性、可负担性。

《中国经营报》：近些年，药品零加成、两票制、集中采购等一系列医改政策，挤压了药品虚高价格空间，普通仿制药高毛利、高费用率、高净利率时代不再延续，你怎样看这一趋势？

吴晓滨：对于仿制药进行价

格调整，这条路是对的。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需要一个平衡。一方面，提高患者的可负担性；另外一方面对国家医药工业的核心竞争力有很大促进作用。目前，带量采购主要是仿制药，对于创新药还没有。仿制药对医保基金的占用减少后，对创新药是有利的。美国的制药工业，从数量上讲，可能有70%~80%是仿制药。从市场价值来讲，仿制药只占20%左右。80%仿制药的量，只占了市场价值的20%~30%。创新药的先进性，比老一代的药，从疗效、安全性方面都有很多的提高。让创新药有更好的发展，仿制药在专利过期后让它的价格在合理区间，这也是国家鼓励的方向。

改进也是创新

不同国家的制药企业研发精力、经费各有侧重。这恰恰是我们中国制药企业的历史使命，除大瘤种外，还要研究亚洲区域的患者需求。

《中国经营报》：创新药的产业发展空间如何？

吴晓滨：医药工业是一个政策导向型产业，政策导向起着非常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2015年以来，药监局进行一系列改革，这是我们医药工业的春天来了。从那以后这五六年，中国的医药工业发展非常快。后面我们也希望国家在政策上持续优化、持续激励，出台更多鼓励措施，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巨大能力和潜质。

《中国经营报》：怎样看待全球药物研发中不同国家各有侧重的这种现象？

吴晓滨：我们国家要发展我们国家本土的核心竞争力。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种，肿瘤发病率不一样。有些在美国发病率高的瘤种，在中国发病率未必高。比方说黑色素瘤在西方国家发病率很高，我们国家发病率高的是消化道肿瘤，比如胃癌、肝癌，这些在西方国家通常是小瘤种。所以，不同国家的制药企业研发精力、经费各有侧重。这恰恰是我们中国制药企业的历史使命，除大瘤种外，还要研究亚洲区域的患者需求。我们不能依靠别人。首先，别人的始终是别人的。第二，别人的研究重点和你研究的不一样。

《中国经营报》：近年来，国内医药产业创新在增设科研机构和鼓励资本进入药品创新领域等方面均有着力，但目前中国创新药更多是开发Me-too、Me-better药，这也带来高水平重复、微创新这样的质疑。你怎么看这一现状？

吴晓滨：世界上创新药，一类是全球首创药物（First in Class）。简单地说就是，之前谁都没做过，全球第一个做出来的药。还有一类是Me-better，就是在全球首创的第一代药物基础上改造得更好。因为第一代的药往往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就像第一代汽车，现在回头去看可能都很难称之为汽车，但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演化，现在的汽车和当初的汽车不同。不能说有一个人发明出了汽车，其他人就不用再做汽车。就像汽车本来只有一个单缸、跑得又慢，后来给变成8个缸、涡轮增压，仍然叫汽车，但汽车内部结构已经很不一样，这就是Me-better。

同样的道理，国际上的大药厂，很多产品都不是最原创的创新品种，很多大药厂的药都是在别人的基础上不断地改进。这也是我们国家制药企业最可行的办法，在别人第一代产品做出来后，在它的基础上很快改造得更好。这个对患者的帮助也很大。真正的原始创新，世界范围内非常少。

责任编辑：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