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分析：拜登加税会有怎样影响？

作者：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金融分析师 李钢

日前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考虑出台自1993年以来的首次一揽子加税措施，其中包括：将企业税率从21%提高到28%；削减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等公司的税收优惠；对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人群提高个人所得税；扩大遗产税的征收范围；对年收入至少100万美元的个人征收更高的资本利得税等具体举措。这些计划直接目的无疑是为了当前乃未来几年的财政刺激方案筹措可用资金，但最终加税方案能否顺利出台尚存变数，而加税措施长远影响和进程值得研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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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种政策措施并不意外，拜登上台后民主党基本执政思想或战略回归是必然现象。关注美国全民财富、阶层乃社会公平始终是民主党核心执政思维，尤其是对削弱大企业与高收入群体对美国的主导作用是关键。当下美国经济经过疫情的“洗礼”和冲击，其社会不平均、不公平乃极端分化风险突出，一方面，高收入阶层能够获得医疗和保险保障，受损失本身就相对较低，而低收入人群及弱势群体则缺乏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救助保障，在疫情期间因失业损失较重；另外，高收入群体资产配置较为全面合理，金融资产在疫情期间为其创造的财富弥补了部分损失，而低收入群体则受货币对内对外贬值影响损失更多。另一方面，大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和自身经营领域具有不可替代性，抗风险能力较强，而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中断，去年美国企业破产数量明显增多；另外，大企业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更容易获得政策支持，上市企业也能够通过市场融资获得经营资金，而中小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在市场流动资金匮乏之际，企业更难获得投资资金帮助。

其次，加税措施在未来有“缩水”和焦灼可能。美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拜登政府加税措施充满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自美国国会两党竞争性和市场对加税措施的负面反馈。虽然当前民主党“主导控制”国会参众两院，但共和党对加税措施的态度仍然很重要，以其一贯“否定”加税的立场来看，两党争议僵局必然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尤为重要的是，拜登政府执政稳定需要美国大企业财团与广泛的高收入阶层支持，若给这些群体加税，必然影响其收入及发展前景，继而增加其对政府政策的抗拒性，不利于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执政前程。

对于未来加税措施的争议焦点，笔者认为或在衡量标准及税率两个层面迂回，其一是“收入超过40万美元人群”这个标准或存在争议，毕竟对于高收入群体的界定因疫情的干扰已经存在变动，若后疫情时代全民可支配收入普遍缩水，那么以疫情前的标准去评判“高收入”并不合理。其二是“企业税从21%提高至28%”对现实经济或存在不良冲击，美国全面的社会福利与北欧国家差距较大，未必需要高税收支撑社会福利发展，而提高税率将加剧企业经营难度，不利于美国就业稳定，仅以支撑当下财政的角度来看，长期提高企业税率未必是明智举措。

最后，加税措施或在短期和中期满足经济和社会需求，但在长期未必符合美国可持续战略发展。拜登政府1.9万亿经济纾困法案尘埃落定，但未来更大规模的经济增长计划呼之欲出。若加税措施能在短期和中期为财政支出提供可靠资金，将有助于疫情后美国经济恢复稳定，有利于金融系统加快资金良性循环。根据摩根士丹利测算，美国财政支出规模或达到2万亿美元水平，虽然其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带动相关产业链公司发展，但税率上升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企业经营成本上涨将消耗掉其部分利润。而加税给更多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或将直接导致这些公司考虑把业务迁出美国本地。对于个人而言，头部高收入群体会采取更多合理避税方案，最终其财富受影响程度或相对较小，而低收入群体或因企业就业机会减少而难以改变收入水平。笔者认为加税主要影响或在在平均中层企业经营状况和中高收入群体的财富水平，未来具体影响需进一步跟踪。

从加税对金融资产价格影响角度来看，笔者认为中期影响或有限，而更多的作用是为市场炒作提供一个“噱头”。投资者与投机者当然需要市场波动性保持活跃以创造更多可投空间，而拜登政府的加税方案每一次的争议调整都将给市场带来炒作话题，至于长期投资，投资者很难在疫情不定的环境下选择出明确的方向。笔者认为加税在中期不利于大宗商品和新兴市场资产稳定和上涨，毕竟这类举措是从市场中抽回资金，而资金再循环更多是注入实体经济，且美国政策当局也将监管这些资金流入金融资产。

综上所述，拜登政府的加税计划实为当下必然措施，这将支撑其财政刺激方案有序推出。但这些措施在未来仍有迂回争议的可能，尤其是政策出台之前两党和民间的反馈十分重要。加税措施的最终影响可能在短期、中期和长期有不同呈现，短期或侧重市场炒作为金融资产的调整乃新的方向选择提供帮助，中期则有助于实体经济持续乐观发展，而长期政策或存在变数乃至彻底扭转可能，高税率并不符合美国主要核心阶层需要，因而影响及发展方向有待跟踪细致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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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