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不是“人”

原标题：我的同事不是“人”

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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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来

一边是逃离工厂、不愿成为工作机器的年轻人。另一边，据学者测算，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就业拐点相继出现，就业规模年均下降逾200万，2013年至2017年，中国新增工业机器人替换了293万名工人，解释了34％的制造业就业下降。制造业转型升级，生活服务业的部分职业，成为给流水线工人兜底的就业承接。

01

不想成为工作机器

干了半年后，周伟决定离开日复一日的流水线工厂。

2019年初，因校企合作，2000年出生的周伟被派到了广州一家演艺设备制造企业的灯具组装流水线上。“每天从早上八点半站到六点，晚饭后还需要干到十点，大小周的周六，也时常加班。”回忆起那段日子，周伟鲜有彩色的回忆。

让周伟印象深刻的是，流水线上的同事过半都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比起周围一波接着一波换的年轻人，即使一天工作超12个小时，为了更高的加班工资，中年工友们还是抢着加班，不像多数年轻人，干几个月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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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工友们的去处各不相同：有的去其他行业做起了销售；有点积蓄的，做起了卖水果的小生意。逼死周伟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班长态度太差了，我没办法接受。”

深思熟虑后，周伟继续读完了大专，并找到了一份电商企业的运营工作。每月五千的工资，仅比工厂多了几百块。但坐在写字楼里的周伟，明显比以前活泼开朗许多。

张玲是广州一家制造业企业负责招聘的HR，因下半年订单量较大，工人需求也高，每年六、七月是她最忙碌的时候。她的首要任务就是，在订单旺季前，招到足够多的工人来满足下半年旺盛的出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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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几年来，张玲的工作越来越难做。“年轻人都不太愿意做普工，觉得是廉价劳动力。”5000左右的普工工资，在珠三角制造业中已算比较高的，但对95后甚至00后来说，吸引力并不高。

招不到普工时，张玲只能求助于公司职能部门负责人，请他一起带队前往广西、湖南、贵州等省份，深入县城乡村招人。运气好的时候，她勉强能招够，但不少都是年龄较大。实在没办法时，张玲只能求助于劳务派遣公司。

招工难已然成为了不少制造业工厂绕不开的难题。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招工难度又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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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林是东莞一家电子厂的负责人，手下管理着六百人。与鞋厂、服装厂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不同，过半岗位的招聘要求并不低：大专学历以上，同时具备设备维修经验。收入也自然不低，通常可达万元。

一方面，这些具备一定学历和经验的技术人才并不好找。但更让他头疼的是，包装、搬运、检查等岗位的流动性更大。“现在招工人基本很难招到固定工人，多是临时工，但临时工平均下来也多是干一个月就走了。”他坦言，工人因为工作重复、枯燥、技术含量低就离职，但产品、工序是多年摸索出来的，短期不可能改变。

为什么现在的00后不愿意进工厂了？在知乎的多个问答帖子下，回答基本类似：普通的工人每天都是重复的动作，还有质检员来盯，日子极其枯燥、无聊；廉价劳动力没有意义。时间长了就是个机器，如同行尸走肉。

02

机器人不会离职

一边是逃离工厂、不愿成为工作机器的年轻人。而另一边，流水线工厂里，永不疲倦的机器人开始取代了一张纸被重复性工作所束缚的鲜活面孔。

江林的工厂里，因需要与粉尘、高温作伴，还需要保证精密生产，工厂开始使用了机械臂。如果未来机器人的成本下降，并且能够很好地适应现有产业，江林表示会优先考虑机器人：“不用担心效率，不用担心它会离职。”在他看来，医疗、采矿、精密建设等行业，目前亟需且未来能够大规模智能化。

在中小企业还在担心智能生产较高成本投入的同时，大企业早已开始试水。杨思明是佛山一家汽车配件企业的负责人，在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各行各业都遭受了持续性的损失，他所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当其冲。

但早在2019年，他便投入2050万元引入工业机器人，进行智能化生产线改造，其中一台800多吨的全自动冲压生产线的投入就达1000万元，超过了2019年全年利润。当时的杨思明坚定认为，智能化是制造业的长久发展的必须之路。

巨大投入之后，他也收获了可观的回报，“目前一条生产线月订单量就有300万。”尤其是今年疫情期间，部分外地员工一时难以复工。但由于生产线进行了智能化升级，人工依赖不高，企业业绩逆势上扬。

未来1-2年内，杨思明打算开设第三间工厂，全部采用自动化设备和智能管理系统，累计投入超过7000万。如果幸运，他的项目还可以被列入佛山市重点项目，未来将获得资金奖励。

巨额投入划算吗？杨思明早就算了一笔账，如果新工厂采用传统技术生产线，要达到两个亿的产值，投入需要五六千万，需要200名左右工人；采用自动化设备和智能管理系统，虽然前期投入需要7000万，但只需100名工人。工人平均月薪为六千，加上社保等，一个工人一年成本将近10万，100个工人就将近1000万。另外，引入自动化设备和智能管理系统后，生产效率和安全性也会更高。

由于引入自动化设备，公司并不太缺流水线上的普工，“缺的主要是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技工。”

早在十年前，郭台铭就在富士康提出“百万机器人计划”，即在5到10年内装配100万台机械手臂，取代生产线上的大量工人。2018年，郭台铭再次语出惊人：“富士康将于5年内裁员80%，如果做不到，那么10年肯定可以。”

期间每一年，唏嘘之声不止，唱衰者有，静观其变者亦有。不可否认的是，机器换人计划虽没有富士康预想中的顺利，但数据依然了摆在不少质疑者面前。营收相对稳定的同时，其员工数量断崖式下降。

03

数百万工人岗位被机器替代

富士康不是孤例。2015-2018年《中国企业综合调查报告》显示，机器人占企业劳动力的比重，从2008年的12%提升至2017年的37%。另据《财经》报道，据学者测算，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就业拐点相继出现，就业规模年均下降逾200万，2013年－2017年，中国新增工业机器人替换了293万名工人，解释了34％的制造业就业下降。

大厂不断升级自动化流水线，无人即可运行的“黑灯工厂”早已不是新鲜事儿。2020年，雷军透露，小米科技“黑灯工厂”已实现全自动化，年产百万台手机，二期工厂建成投产后，年产值或达600亿。2021年，董明珠也宣布，格力全产业链都实现智能化，过去一万人的工厂现在只需1000人。

小米科技“黑灯工厂”

不断被推高的用工成本，严格的常态化防疫以及安全生产要求，迫使着不少制造业企业做出改变。面对困境，大部分的解决方案指向了无人智能化，市场反应也佐证了这一点。工信部数据显示，2020年1-10月中国工业机器人完成产量18.34万台，同比增长21%，是疫情期间的正增长行业之一。

201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总量迎来爆发式增长，从2016年到2017年，增长比例高达61.8%。据经济观察报梳理，2014年-2017年，东莞共有2698个企业申报“机器换人”专项基金，企业新增设备达7万余台。2015年-2017年，佛山共扶持368个“机器换人”专项项目，应用机器人超过7000台。

中国制造业的未来趋势，从珠三角不少城市的发展来看，可见一斑。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阶段，中国经济未来将围绕着智能创新不断发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将贯穿于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搭建智慧工厂已逐渐成为制造业刚需，而非简单的加分项。这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共识。

除了政策支持推动以外，“人”也是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是人口红利消失，完全依靠人力堆积的产业无法健康持续发展。与之对应的是，工业机器人进口成本大幅降低，国内工业机器人产业也发展迅速。机器人的供应将一定程度上解决人力困境。

而智能机器人的运用，一定程度上也为工人减轻了重复劳动的压力，促进人的技能提升。它们所做的，是一种比较孤立的工作，不会畏惧相对恶劣的工作环境，也不会因主观因素干扰影响工作效率。

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结构也开始高技能转型。无论是小米科技负责人雷军，还是东莞某电子厂的负责人江林，都一致认为，现代工厂急需的是真正的技术性人才，而非替代性高的普通工人。

04

生活服务业已成兜底承接

2021年，被称为中国工业互联网元年。5G建设、云计算、人工智能、熄灯工厂，这些科幻概念将从云端落入民间，大面积铺开运用。而在更多行业里，罐头工厂、无人水饺工厂，让更多人真正意识到，机器所能替代的，远远不止目之所及。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城市化进程加速，生活消费需求更加丰富多彩。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多劳多得的低门槛岗位，拥有着比车间更舒适的环境，和更可观的预期薪资，吸纳了许多从工厂一线退下来的工人。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随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生活服务业承接了不少流水线工人，一方面可以缓和结构性失业造成的冲击，同时也能增加就业、构建多层次的就业市场。此外，也给当地年轻人提供了更多就业选择，不少年轻人在收入、自由、技能等多维度进行选择，寻找满足自己需求的工作。

宋健便曾是东北工厂的一名工人。老家工厂倒闭后，他注意到外卖骑手这个职业相对自由，工资较高，因此选择了在老家辽宁营口市当地做一名骑手。常年与冰冷机器打交道的他，在两年骑手生涯里感触良多：“这个社会不单单是利益互换，更多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交往。”

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宋健相识了接下来将合伙创业的好友。一行三人，利用做骑手攒下的钱，开了一家小饭店。如今，他又只身去到合肥，开始经营一家线上文玩店，研究古玩，触摸历史。这是他在潘家园古玩市场送餐间隙，培养出来的爱好。

饿了么曾公布数据，外卖骑手、生活商家的服务员等岗位吸纳了众多小镇青年、去产能产业工人等人群就业。以煤城鹤岗为例，约有10%的饿了么骑手曾做过矿工。

对于年轻人选择去从事外卖、快递的现象，在杨思明看来，和制造业并不冲突，“因为这部分群体在就业市场上的数量有限，再怎么增加也不可能代替制造业。”不过，杨思明对很多年轻人想做网红的现象忧心忡忡：“有这么一部分年轻人是高不成低不就，不愿意去制造业，想去搞直播，做网红，想轻松赚快钱，但这是一个误区，成为网红且能赚钱的毕竟是极少数。”

应采访对象要求、周伟、张玲、江林、杨思明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邓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