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东方证券获胜 高管离职获补偿合规信息惹争议

然而，东方投行在2019年3月发出通知，表明中止执行相关的付款义务。

其后，双方先向上海市黄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发起仲裁，又因不服仲裁结果而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来源： 券业行家

而一年前的一封电子邮件，居然是双方交恶的导火索。

合规总监起诉老东家

一封邮件引发纠纷

原告方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现改名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简称：东方投行）前高管。因离职后被拖欠经济补偿金和递延奖金，他将老东家告上法庭。

而东方投行则发起反诉，以“泄密”为由，要求原告返还此前已经支付的离职补偿金。

据判决书披露，2018年3月，戴建国向东方花旗的外方监事Mark Duane Hunsaker及外方董事兼外方股东联系人Greg Hagen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

公开资料显示，戴建国生于1969年1月。2012年6月，时年43岁的戴建国入职当时还是合资券商东方花旗的东方投行，担任合规总监一职。直到2017年12月离职，其任职长达五年半之久。

在这份主题为《致东方花旗董事会的重要函件》中，戴建国反映东方花旗存在运营风险问题，并呼吁董事会进行调查。

任期未满意外出局

东方投行据此认为，戴建国未履行公司高管的保密义务，泄露了公司的合规信息，属于“解约协议”第4.2条规定的“乙方本人或怂恿他人向甲方股东双方（及关联方，包括股东的管辖单位或股东方）或监管机构、政府部门进行投诉、举报等情况……”，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距离这份劳动合同到期还有半年多，戴建国就已经离职。其职务先由首席执行官马骥兼任，自2018年6月起，徐洋女士履任合规总监至今。

而戴建国表示，东方投行以补偿金形式设置了封口费，这一行为有违法之嫌。作为合规总监，有义务对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映。

2018年：发放补偿金150万元，递延奖金56.1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一审法院指出，前述协议4.2条中约定，原告离职后不能向监管机构、政府部门投诉、举报，此内容失当。

2020年：发放补偿金5万元，递延奖金23.3万元

判决部分支持原告

2022年：发放补偿金50万元

从一审结果来看，法院对戴建国的诉求予以部分支持。

按前述约定，东方投行应在2019年2月支付第二期补偿金5万元及第二期递延奖金466，725元。

关于递延奖金，法院认定，原告获得递延奖金是基于其在职期间付出的劳动。被告在协议中对递延奖金设定限制条件，欲免除自身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定义务，本院对此不予认可。因而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按约定支付递延奖金的诉请，同时不予支持被告要求原告返还已支付的递延奖金的诉讼请求。

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东方花旗前高管起诉老东家讨薪事件，如今有了戏剧性的一审宣判。而围绕着这家刚刚改名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的知名投行，或许还有更多谜题未解。

近日，裁判文书网发布了一则劳动合同纠纷的民事判决书，而剧情有些狗血。

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

作为券商高管，戴建国的年薪也是相当可观。东方投行2013年年报披露，其的薪酬为200.5万元。自此以后的年报，仅有高管薪酬合计数字，并未披露具体的人员薪酬。

东方投行支付戴建国2019年度和2020年度递延奖金合计70.02万元；驳回原告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10万元及逾期利息的要求；驳回被告要求原告返还经济补偿金及递延奖金共计194.35万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2017年12月4日，双方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约定东方投行支付戴建国经济补偿金215万元，以及2014年-2016年未发放的递延奖金合计126.1万元，分五年结清。

行文最后，行家独家梳理了东方投行年报数据——

2021年：发放补偿金5万元

{image=1}

炒股就看锤子财富，权威，专业，及时，全面，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东方投行2012-2019业绩对比

判决书显示，双方签署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6月19日至2018年6月18日。合同约定，其薪酬由月工资12.5万元和年终奖金组成，年终奖金金额不固定，每年130万元至150万元之间。

2020年已经过去1/3，不知道这家刚刚由合资转为内资的知名投行，未来之路是否能走得更稳健合规。

2018年1月，也就是戴建国离职次月，东方投行支付第一期补偿金150万元；同年2月，戴建国收到第一期递延奖金560，550元。

免责声明：自媒体综合提供的内容均源自自媒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并获许可。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新浪立场。若内容涉及投资建议，仅供参考勿作为投资依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019年：发放补偿金5万元，递延奖金46.7万元

责任编辑：王帅

行家翻查了东方投行2012年以来的年报，将这位高管锁定为原合规总监戴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