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危机需要一些特殊性的办法：李稻葵

免责声明：自媒体综合提供的内容均源自自媒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并获许可。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新浪立场。若内容涉及投资建议，仅供参考勿作为投资依据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责任编辑：陈修龙

更多内容：www.idc95.com，来源：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image=1}

{image=2}

李稻葵 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李稻葵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6期）上的发言

刚刚听了郑主任的一席话我特别赞成，扩大内需是我们应对风险的根本之根本，我特别赞成。

我接着郑主任的话题，现在我们到底面临的风险何在，我们把风险稍微梳理梳理；既然有风险，我们的应对之策应该有何特点？我完全赞成刚刚郑新立主任讲的扩大内需是重中之重，在这个大前提下，这轮我们应对危机可能还需要一些特殊性的办法。

一、风险何在？

我的感觉，这轮风险主要是两个方面，政府工作报告里也谈到了，风险看不明白。因此，今年没有提经济增长的具体目标。

（一）疫情本身的风险。谁也不敢讲，9月份疫情会不会再来，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基本上有这么一个共识，至少全球范围内9月份还不能得到控制。谁也不敢讲疫苗什么时候能出来；谁也不敢讲特效药什么时候能出来；谁也不敢讲明年的夏天乃至秋天，疫情是不是还在全球范围内肆虐，我们搞不清楚，输入性风险是不是始终存在，我们的对外经济关系是不是在未来两年都不能恢复到正常，这是疫情本身的风险，在这一方面，坦率地讲，现在谁也看不清楚。所以，中央最近的一个精神，我觉得说得很对——问科学要答案。所以，科学家是我们的主角，我们要呼吁他们加班加点做好各种各样的科研，尽快推出有效疫苗和特效药。不知道这次到底什么时候结束，这次恐怕比上一轮金融危机来得还要微妙。上一轮金融危机到了2009年上半年春天，一年多一点时间，至少国外金融市场稳定住了，我们心里有底气了，这次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比金融危机大。

（二）令经济决策者忐忑不安的是来自国际的风险，这确实很难判断。因为这次疫情是全球性的，人类一百年以来最大的公共卫生方面的大的危机，全球都受到冲击，而且这个时间点来得非常蹊跷，和原来就酝酿着百年格局大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碰到一块儿，所以，它加快了很多格局性的变化。它怎么加快，我认为大家还是看不清楚，我们大家应该多做些准备，我们只能定性地做如下几个判断。

第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国内矛盾激化了。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美国西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有个城市里的街区搞了一个类似于“巴黎公社式”的小社区，这里不是美国了，这里是个独立的国家，我要自治了，这里要实行我自己的治安，实行自己的执法体系，你进入到我这个区域，要记住你离开美国了，你所有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很多法律不适用了。这种事情在美国历史上恐怕还是不多见的，以前发生过极端宗教主义分子、南部德克萨斯发生过邪教这种事情。在今天这种情况下，一本正经的，平时还是比较有理性的人来干这种事情，让我们大跌眼镜。所以，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在内乱。

前天我看到一个很好的发言，人民大学的重阳研究院的一个发言，请的是我一个哈佛的师兄黄靖教授，他现在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他搞政治的。他讲美国这次的危机是非常深刻的，反映了过去几十年美国政治体制在僵化，美国社会体制固步自封，没有创新，没有针对他的社会矛盾提出相应的政治和政策的变迁，而导致社会矛盾的聚集，这次是总暴发。所以，美国一乱，它一定是波及到世界的，因为它是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一乱一定会产生出极端的政策，极端的领导人。特朗普走了以后，新来的领导人政策可能也是比较极端化的。所以，这件事儿让我们看不清楚。他讲得再具体一点，来自国际上的风险，到底是哪些类呢？我认为有两类来自国际上的风险，我不妨称之为“传统的国际上的风险”和“非传统的风险。

1、“传统的风险”无非是两个：

一是外贸，在外贸产品上，特朗普政府或者他的继任者还会说要针对中国加税，这次疫情期间，反映了美国经济的空心化，反映了中国的很多供应商不靠谱，供应的产品不行，找出各种借口，包括口罩供应不达标，我们美国人要搞自己的产业。因此，对于来自中国的产品我施加更高的税率，这是传统的贸易上的风险。第一阶段的谈判结果很可能不了了之，很可能执行不下去的，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很可能就宣布这么一个政策。

二是金融，美国又可能来一波投资者。华尔街说人民币汇率要贬值，中国的债务水平太高，我同意郑主任的说法，但国外往往给我们扣了一个帽子，在国际上不是你对不对，而是别人认为你是怎样的，所以才有这样的定价结果。认为中国的债务太高，能力下降，所以唱衰人民币下降，这是传统的金融危机，导致我们的资金外流，国际货币政策适当收紧应对资金外流。这是传统的金融风险，我们演习了很多遍了。

2、非传统的国际上的风险：

这是最要命的，我们最看不清楚的。我稍微梳理了一下，恐怕有三个方向，更重要的是看不见的风险，这更麻烦。我们能想得到的方法：

（1）产品供应链被卡住，比如美国发疯了，所有用到我产权，生产能力的厂商都不许给中国供应芯片，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的芯片厂都给我们断供给。据我了解，我们现在非常多的产品，像简单的音响产品里面也有芯片，这个芯片不复杂，由于比较优势，成本优势的原因，到目前为止它是在国外加工的。并不是我们搞不来，这样就会导致至少半年之内或者一年之内很多生产电子产品的企业停止生产了，短期内国内一下子生产不出来，整个电子行业受到打击。我说这个事儿不是耸人听闻。供应链，主要是卡脖子卡在芯片。我国每年进口芯片6000亿美元，原油100亿，我们在芯片上花的钱远远超过芯片。

（2）原油的运输线，如果美国一内乱，原油运输线不保护你了，甚至组织非官方的海盗扰乱我们的运输，比如霍尔木斯海峡，如果原油断供，两个星期上不来，很多民用的消费者，原油厂供应就跟不上了，因为我们的储备是有限的。

（3）其他针对某些企业，这需要发改委梳理，比如某些行业的一两个企业特别重要，虽然这一两个企业产值不高，但一停产整个产业链都受到影响。美国人看准了这一两个企业在海外，包括和伊朗有不正当的，不符合美国法律的业务，我要调查你，要给你断，金融给你封存了，这两个企业一停止生产，对我们整个行业就有影响。对一些企业的制裁会引发产业风险下降。

这是不确定的，一是疫情风险下降，二是国际形势的风险，有传统和非传统的风险，我们底线在哪里？该如何应对。我再次声明刚刚郑主任说的话，内需是非常重要的。

二、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三个建议。

（一）面向基层

这次的疫情和金融危机不一样，这次的疫情我有个说法，这次的危机是基层百姓的危机，实际对金融业而言，这次的打击是不大的，对全球的金融业，我开个玩笑，可能说得不准是喜剧，先悲后喜。3月份的时候，美国股市四次熔断，金融恐慌很快在美联储政策干预下就往回升了。2-3天前，道琼斯股指离年初就差4%，昨天跌得很厉害，昨天跌了2%-3%，但离得很近了，本来年初道琼斯指数已经有泡沫了，现在又回到泡沫的时候，当然今天的泡沫和之前不一样，今天的泡沫是在利率很低，流动性很强的情况下产生的，可能也不是泡沫，但至少估价回去了。

所以，这次金融行业没有受重大损失，很多金融行业的从业者待在家里交易额上升了，很多买对了股票的，比如买了高科技、制药、新能源的反而创了新高的。这次的危机主要是基层的，以前可以去餐馆打工，去外面摆摊的，现在不行了，这次的疫情带来的冲击主要在美国。所以，美国闹事儿，主要是基层百姓肚子里有怨气。他们想着来了冲击之后华尔街倒霉，这次来了冲击我们又倒霉。他们有怨气。

我想中国经济也有这个问题，基层有问题。所以，我提出第一点，怎么应对，面向基层。这次除了搞新基建以外，要拿出相当一部分钱想方设法针对制度，甄别谁是真正困难的群体，这不简单，要下功夫的，要完善我们的社会治理结构，建立一套制度，真正甄别谁是困难群体，直接给他一定的补贴。说好了，不是补一辈子，是救急不救穷。现在我们没这个机制。

举例，十几年前，北京搞低收入房，很多中高收入群体也买低收入房，后来房价涨了还发了一笔财，这是不对的。我们国家缺政府直接面对百姓的转移支付的机制，这次要建立起来。面向基层的转移支付要建立起来，这不花钱，我算一笔账，1万亿的抗疫国债券如果直接交给百姓，一人一年给他补贴1万元，很厉害了，我们能够救助1亿人口。但没有人，中央把这个钱交给地方政府，省里过一下水，只过一站，停都不停，但县级政府也做不到直接甄别最穷的人口，所以，这个制度要建立起来。

（二）留有余地

新基建一定要做，不仅是新基建，而且重点地区的基建也很重要，比如珠三角是三角形，中间一杠是虎门大桥，天天堵车，最近车在晃动引发了报道。即使不晃动，也天天堵车，那个地方是极其短缺的。所以，基建还要补短板。我的建议是，这次《政府工作报告》说要留有余地，因为看不清明年后年是什么情况，没准又来个什么冲击，我们要把项目、资金准备好，如果明年、后年继续出现严重的形势，我们再往里搞项目。我补充一下郑主任的意见，我们留有余地，不要像2008年那样一下全上去，因为那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扭转预期，这次不对，我们要留有余地，要防止它恶化。

（三）谋划长远

长远是什么？长远是内需。中国经济最强的底气，最牛的一张牌就是我们潜在的大市场，潜在的消费市场，我们还没有释放出来，刚刚郑主任说蛰伏的市场，我非常同意，像龙在蛰伏，还没有沸腾起来。怎么样启动这个市场呢？绕不过去，必须必须城镇化。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要加强县级城市吸纳外来人口的能力，因为这些农民第一站进城就是附近的县级市，县级市很多财政是不足的。所以，3.75万亿的建设债很多是给县级市用的，是“两新一重”新型城镇化里的一条，如果新型城镇化做好了，我们有希望用15年时间把中等收入人群从目前4亿翻到15亿，这个账我算过，努把力有可能，到那时候，中国经济就非常坚固了，我们的基础就坚如磐石了。这是谋长远，谋长远的根基在城镇化，在于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我也在呼吁，针对中等收入人群，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可不可以再减一点。个人所得税大概一年一万亿，其实没多少钱，在二十多万亿的财政盘子里只是一点点，但这一万亿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一批中等收入人群，让这批人的收入上不去。和劳动就业相关的税收也是由劳动人口承担的，比如社保的“五险一金”，你发1元的工资还要给他0.6元的附加税收，这是老板出的，按经济学原理，老板和员工实际是分摊这个税收负担的，这方面还可以下工夫。

我完全赞同和呼应郑主任的说法，房地产市场要做大交易量，做大房产的开发量，不要把控房价和房地产交易量扩大对立起来。恰恰相反，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把交易量扩大，供给量扩大，才能真正控制住房价上涨的趋势，才能真正打击投机，这方面方兴未艾，很多城市是有能力增加住宅用地的，房地产市场也是我们扩大内需，应对风险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