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玄妙观太岁2023（2023太岁方位到底在哪）

兴仁信息网2023-04-24 00:05:140阅

阅读导航

求六十甲子的本命神分别是谁?苏州玄妙观三清殿中的。
道家符上写着的是什么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说明当时盛行什么情况?中
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意思
潮汕哪个地方有供奉六十太岁寺庙?今年不顺,冲太岁了,求各位大神帮忙啊...
哪个地方有供奉六十太岁寺庙?求各位大神帮忙啊!

求六十甲子的本命神分别是谁?苏州玄妙观三清殿中的。

甲子王文卿、

乙丑龙季卿、

丙寅张伸卿、

丁卯司马卿、

戊辰季楚卿、

己巳何文昌、

庚午冯仲卿、

辛未王文章、

壬申候博卿、

癸酉孙仲房、

甲戌展子江、

乙亥庞明公、

丙子邢孙卿、

丁丑赵子玉、

戊寅虞子卿、

己卯石文阳、

庚辰尹佳卿、

辛巳阳仲公、

壬午马子明、

癸未吕威明、

甲申扈文长、

乙酉孔利公、

丙戍车元升、

丁亥张文通、

戊子乐石阳、

己丑范和卿、

庚寅褚进卿、

辛卯郭子良、

壬辰武雅卿、

癸已史公来、

甲午卫上卿、

乙未杜仲阳、

丙申朱伯众、

丁酉减文公、

戊戊范文卿、

己亥邓都卿、

庚子阳仲叔、

辛丑林卫公、

壬寅后孟卿、

癸卯苏他家、

甲辰孟非卿、

乙巳唐文卿、

丙午魏文公、

丁未石叔通、

戊申范伯阳、

己酉成文长、

庚戍史子仁、

辛亥左子行、

壬子宿上卿、

癸丑江汉卿、

甲寅明文章、

乙卯戴公明、

丙辰霍叔英、

丁巳崔巨卿、

戊午从元光、

己未时通卿、

庚申华文阳、

辛酉邴元玉、

壬戌乐进卿、

癸亥左右松。

道家符上写着的是什么

关于：符箓斋醮

道教自创始以来，即以符、箓、斋、醮为主要活动方式，其历史源远流长。但究竟何谓符箓，何谓斋醮，众说纷纭。有说纯属封建迷信，不屑一顾，有谓内含科学哲理，需正确对待。根据龙虎山嗣汉天师府保存资料，并采访龙虎山地区终生从事道教事业的老道，应该讲所谓的符、箓、醮并非像社会上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它也有一定哲理，否则就不可能历代相传，延续至今。

符

符是将神力以“符号”的形式，附着在规定的“文字”（或图形）上，并书定在特定的物品（如纸、绢、木、石）上，作为天神的旨令，系道士们所使用的法术。道士们称它可以遣神役鬼、镇魔压邪、治病求福。蛇的起源，据《山海经》上说：“海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上有二神，一曰神荼，二曰郁垒，主阅领众鬼之恶，害人者执以苇索，而用饲虎焉”。后来黄帝据此，立桃梗以当门户，驱鬼避邪。桃梗象征度朔山桃树，暗示桃树梗上有神在捉鬼，以后桃木也有了驱鬼的神力。《淮南子.诠言》许慎注：“鬼畏桃，今人以桃梗径寸许，长七八寸，中分之，书祈福禳灾之辞”，写了祈福禳灾之辞的桃梗，便是最原始的“符录”，因为它既是驱邪避鬼的象征物，又写有具体文字，既能请来专治邪鬼的神，又可针对某些具体的鬼，人们相信它威力巨大，更能保佑人的安全健康。现道场中作法时所用的“拷鬼桃杖”、“桃木印”等，想均系度朔山桃树的流传。有说“符”是帝王下达命令的凭证，（如古代的虎符）具有无上的权威。它转变成道教法术的“符”与两汉时期的谶纬及星辰信仰的盛行有关，当时方术之士谓天神有符，或为图，或为篆文在天空以云彩显现出来，而录之为神符。也有说天神授给了方土神符。据《三国志.张鲁传》载：“张陵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道书中说太上老君传授青童大帝的二十四廖中，便有“服开明灵符”、“佩星象符”、“佩五神符”等。认为服符水，佩符图均可以“灾不能伤，魔邪不敢难”。至魏晋南北时期，答的使用更加广泛，并已交为带有宗教色彩的图案文学，藉此作为与灵异世界沟通的信物，符的功用也越来越大，字体越来越艰涩难认，形式越来越神秘莫测。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在《道藏》正一部第九九六册《开坛法语》中说得好：“吾家法录，（指录符，因录有录像和符一样，道教习称符录为法录），上可以动天地，下可以撼山川，明可以役龙虎，幽可以摄鬼神，功可以起朽骸，修可以脱生死，大可以镇家邦，小可以却灾祸。”符录有如此神功，不仅普通百姓信奉备至，而且唐、宋、元、明、清朝代中，不少封建统治者也崇拜异常。元朝统治者令天师后裔颁发过《命普施》由皇帝钦定了天师符录的地位。朱元璋早在做吴王时，曾对天师后裔颁发过《命普施符水旨》的命令，要普遍使用符水为人治病。所谓符水，就是将符浸泡水中，因为符是天神的象征，吞服符水，就意味着天神进入人体，帮助人驱除疾病和灾害。明太祖、明英宗、明宪宗等都先后颁发过禁止么出假造符录的敕令，保护天师世家符录的专利权，提高天师符录地位。

一、符的功能：据《汉天师世家》载：（一）用符水治病。唐初，第十一代天师张通元，字仲达，天性静默，常独坐一室，非时不出，虽家人罕识其面。岁大疫，以“标”植水中，汲饮者皆愈，乞符水者不远千里而至，（标，系符录的一种）。北宋徽宗时，天下瘟疫流行。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书符投大瓮贮水以饮疫者，皆愈。”南宋时，王子魏王镇守明州时有疾，第三十三代天师张景渊“咒水饮而愈。”明初，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入朝京师“求符者日以千百计，待吏不暇给，闭关拒之不能止，乃录巨符，投朝天宫井中，人争汲之，须臾水竭土见，犹弗已。太祖为立亭井上，号太已泉。”明中叶，杭州瘟疫注行，第四十五代天师张懋丞亦“书薜符投井，饮者立愈。”除用符水治病外，天师后裔还有用所谓“木叶”、“铁券”来治病防灾。如第十九代张天师张修：“性淳朴，躬耕干野，以疾告者，录木叶治之，皆愈。”（木叶系一种木质符录）第二十三代天师张季文当五代十国战乱之际，乃铸铁环券数万，佩之可免兵灾，求者甚众。（二）用符录抵御自然灾害，“解州教育界池水溢。诏治之，书铁符投池中，怒霆磔蛟死，盐课复常”。这是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曾为宋徽宗盐池治蛟的事。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也因“持符治潮”有功，受到元成宗的嘉奖。第四十七代天师张元庆于明弘治已未年（1499年）由京师还山“舟次沽头闸，旱浅不前，有司请祷，书铁符投白象潭，薄暮云蒸，雨注遂利清焉。”由于符录的功能神通广大，故名目繁多，按《黄庭遁甲缘身经》载：遇恶鬼有六甲六乙符，遇火有六壬六癸符，遇水有六戊六已符，打官司有六庚六辛符，这些符或烧或服，或以灰冲水服下，或埋于门前窗下，或揣入怀中，或贴在墙上，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威力。根据不同需要和阴阳法事所用之符主要有：

二、符的分类：阴事：梵气灯符、破狱符、收魂符（由朱元帅（朱产），陶元帅（陶荣），鲁元帅，魏元帅，田元帅，孙元帅（孙乙）等执行）。阳事：（一）开山符；（二）迁患符：（三）发奏符；（四）传递符：（以上由温琼元帅执行）。（五）拜表符：（六）拜斗符：（七）总召符；（八）镇宅符；（九）镇妖符（由王元帅（王善）石元帅（石成）殷元帅（殷郊）孟元帅（孟山）荀元帅（荀兴善）等执行。（十）解厄符（由马元帅，辛元帅（辛环），庞元帅（庞乔）邹元帅，聂元帅，韩元帅等执行）。（十一）求财符（由赵元帅（赵公明）执行。（十二）祛瘟符，（由康元帅（康席），焦元帅，曾元帅（晏安），应元帅，岳元帅（岳飞）等执行）。（十三）祛邪符（由刘元帅（刘俊），杨元帅（杨彪），肖元帅，艾元帅等执行）。（十四）恶意火符（由邓元帅（邓忠），李元帅（李伏虎）执行）。（十五）报应符（由张使者（张娇）执行）。（十六）催生保产，送子符（由高元帅（高元）执行）。（十七）和合符（使人家庭和睦、散凶）。（十八）护身符（根据人的生辰八字来定符）。（十九）大水符（用于防洪，画在木板上，一般六天才可画成。（二十）五雷符等。现在道教祖庭嗣汉天师府在进行守教活动所用的符书计（一）《清微阴阳符录》一卷，内有七十二张符样，用于阴醮，阳醮两种醮事。主要有如天将符、总如符、召功曹符、启师符、发奏符、净坛符、破秽符等。（二）《清微拜表符录》一卷，内有四十二张符，多为做拜表道场时所用。（三）《阴梵灯符录》一卷，内有符样十二张，主要在打阴醮时使用。（四）《九幽破地狱符》一卷，有符样七十余种，主要给妇女打阴醮时用。（五）《雷霆都诸将符录》一卷，共有符样七十张，主要是三十六天将符，如王灵官符、马元帅符、赵元帅符、朱元帅、康元帅、温元帅、殷元帅、高元帅等符。同一个元帅因使用任务不同，有几张符如温元帅有解厄、治病、传递文书、送子、催生、保产等符。此外还有扫瘟、断瘟、禁瘟、解瘟等符。

三、符的功能分析：符录何以会治病有效，避邪灵验，防御自然灾害有功，这是几百年来争认不休，迄今尚无定论的问题。它虽不能用科学方法来验证，但也不能完全给以否定，因为有事实存在。有人认为人体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磁场，此场伴随人的一生，如磁场中的阴阳平衡即反映人的健康。如人体有病，即表示磁场中阴阳不平衡所致。符录通过得道者高道的书和念，(被认为是气功态)而画符的纸上聚集了一个场，这个场通过病人的吞服和携带，与人体的场相融合，逐步调整人体磁场使之平衡，人的疾病即可全愈。人遇危难或遇车祸，被认为是人体磁场不平衡而导致人失魂落魄，发生事故。所以“消灾解难符”能改变人的磁场，使之不发生事故。也有人认为，符录是气功治病的另一表现形式。理由是符录必须由得道的高道所画的才有疗效和灵验，而这些高道均为有修炼功夫而深得其法的气功师。他将意念治病转到纸上成为信息纸，病人通过这一信息在体内的调整，使疾病得到好转。就如目前气功师用水作为信息水治病的道理相同。理由是符录是气功师在气功态时脑中所出现的现象。据称：目前有些气功师不懂符录也没见过符，但在气功态时脑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图象，他们把这些图象画出来被证实是符画。第三种认为，答埭本身是没科学道理的，只不过通过符录给病人一种精神安慰和寄托。而中医认为，许多病人一种精神所致，符录通过道士的画和念咒，给病人一种精神安慰和思想寄托，病人精神趋于平衡，思想得到解脱，从而病情好转。第四种认为，符中有药，符咒是表面做作的一种治病手段，真正起治病作用的是药物，历代天师中有不少天师都是精通草药而且修炼功夫深，并深谙“雷法”的气功师，天师的法官大部也都是中医能手，他们在画符时在符水里加入药粉，病人服后，药到病除，只说符咒灵验，符中加药之事，却讳莫如深。龙虎山上清镇群众深知此中奥秘，用符加药治病的事例，他们可举了很多。

四、画符的十戒八忌：画符念咒，并非一般道士所能为，它一定要出自受过职的高道之手，才被认为是有灵验的符录，未受过职，没有扶将，更无役使万灵之权，不能画符。同时要求道士在画符时，一定要严格遵守画符的程序，按各种各样的画法和要求去画才有作用。总的说来有十戒八忌，这是对画符人的道德要求，必须遵守，否则画符无效。此十戒是（一）戒贪财无厌。画符人，为别人消灾解难，略收些财物，当无可非议，但不能藉此敛财，贪得无厌，除衣食所需，多余部门应奉献宫观。（二）戒迟疑不决。画符时应速断速决，“一点灵光”一气呵成。（三）戒鲁莽从事，操之过急。应心情淡泊，中庸行事。（四）戒假公济私。戒用宫观器具物品，为个人发财。（五）戒亵渎神明。（六）戒无帮杀生。（七）戒好色酗酒。（八）戒铺张扬厉。（九）戒朋比为奸。（十）戒滥收学徒，传非其人，泄露天机。除十戒外，道教还对画符人规定了八忌，就是避开忌讳事物，如犯了八忌，画符失效，永无灵验。此八忌是：（一）避妇女经。（二）忌见色动心，以作符为名，行云雨之事。（三）忌神志错沉，遇生病或醉后画符，（四）避新婚蜜月期间画符。（五）避忌藉术起家致富，而迁神怒。（六）避忌见死不救。（七）忌为菲盗歹人画符，要婉言谢绝。（八）忌抬高身价，求得名誉、地位。

五、画符的程序：符录的种类很多，各种符有各自的画符程序和方法，例如“百解消灾符”，画符的程序是：一：须斋戒浴身、净口（禁荤酒），具虔诚之心，备办果、酒、香、焚香祝告，礼拜（三拜九叩），放置画符用具，如水（或醋精或酒）、纸（以黄裱纸为佳）墨（或朱砂）笔等。二：清水咒语：“此水非凡水，一点在砚中，云雨须臾至。病者吞之，百病消除，邪鬼粉碎，急急如律令”。三：清纸咒语：“北帝敕吾纸，书符打邪鬼，敢有不服者，押赴都城急急如律令”。四：清笔咒语：“居收五雷神将，电灼光华纳，一则保身命，再则缚鬼伏邪，一切死活天道我长生，急急如律令。” 五：然后握笔在手，做好画符准备，密咒：“天园地方，律令九章，吾今下笔，万鬼伏藏，急急如律令”，接着叩齿三通，合净水一口，向东喷之，聚精凝神，一笔画下，边画符，边念咒：“赫郝阴阳，日出东方，敕收此符，扫尽不祥，口吐三昧之水，眼放如日这光，捉怪使天蓬力士，破病用镇煞金刚，降伏妖怪，化为吉祥，急急如律令敕”，也有念：“郝郝阴阳，日出东方，吾今书符，普扫不祥，口吐三昧真火，服一字光明，捉怪使天蓬力士，破七用来疾金刚，降伏妖魔，化为吉祥，急急如律令”。咒完符成。符成之后，还必须结煞。俗语：“刀无钢不快，符无煞不灵”，“画符容易结煞难”。据天师府的老道士说：“结煞要用三种煞（天罡煞`涌泉煞`肘后煞），而常用的是天罡煞和涌泉煞。什么符，结什么煞，念什么咒。自古以来均系师传口授，不形成文字，故《道藏》无载，史籍无考，口授时还要起誓为盟，不得泄露天机。最后老道长说了四句天罡煞歌决：“月月常加，时时见破军，破军前一位，誓不愿传人。”

箓

道教箓文的创始，历来依托于太上老君，实际上开创于张道陵五斗米道。据《三国志.张鲁传》：“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汉天师世家》卷二说：张陵居阳平山修炼时，立二十四治区，造正一盟威经箓二十四品，分属二十四治气，督察二十四治区鬼神功吏。“箓”的含义比较广泛，天师道认为“箓”主要分下列几种：

一、记箓：通常指记箓有关天宫功曹，十方神仙名属，如役神吏，施行法术的牒文。如《太上正一盟威箓》卷三所载：“太上正一上仙百鬼召箓”上面写着种种神将、使者、功曹的名号。《隋书.经籍志》说：“箓皆素书，记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诸符错在其间，文章诡怪，世所不识”。实即记箓天神的名册。另外“箓”又指戒箓，如《登真箓》（即奉道者的名册）、秘箓，如《天师秘箓》等。

二、符箓(佩箓.箓像)；箓和符的图样，性质、作用很多地方表现一样，因之“符”“箓”往往连称。又因符箓是道教法事中的重要部分，很多地方称符箓为“法箓”。“箓”也可以佩带身上，用以避邪镇妖，护身、保命，故又称“佩箓”。《隋书.经籍志》上说：“受者必先洁斋，然后赍金环一、并诸贽币，以见于师，师受其贽以灵授之，乃剖金环，各持其半，云以为约，弟子得箓缄而佩之”。“箓”还有箓像，系用黄裱纸印的一本三雨宽，一尺长的画像，是供烧的。据祖天师所传。箓有“保护来生延年益寿的作用。有超度亡灵免受地狱之夺的作用，也有避邪镇魔的作用。箓主要有三种，即（1）童子箓（给儿童做的，受箓后不会碰到邪气，平安成长，画有三十六员天兵天将）。（2）益寿箓（是儿女给父母做的，受箓后可延年益寿，此箓画有历代天帅像）。（3）超拔灵（超度亡人的，使亡人在地狱少受罪，此箓画有救苦天尊和十殿阎罗等。“箓”内容一般分为六卷，第一卷是玉皇大帝的像，共三至四张。第二卷是历代天师（从一代到当代）及其妻子的名字和像，共六张至七张。第三卷是三百六十个天地罡的名字和像。共一百零三张。第四卷是十恶十善（天堂地狱之类）的图像，共四至五张。第五卷是受“箓”人的形像，共三至四张。第六卷是土地公公等像。箓是用刻板人工印刷的，印好晒干后，还要用五彩颜色描绘头部。木刻板的所有权归张天师，在六十三代张恩溥做天师时，上清镇先后有六家制“箓”店，其中李德记、戴彩云两家时间最长。箓印好后，还要经天师府的制箓局加盖张天师的印（即阳平治都功印），才能装订出售，过去，箓大部分是运到苏州和上海出售。驻上海售箓的是一个道士叫张小山，驻苏州售箓的的叫高正庭（江西金溪人），经在苏州调查，据“玄妙观”的老道长反映，确有售箓店，并回忆到箓的形状，系用龙虎山特产的龙须草扎起来的一捆一捆的箓像，可惜没有保存，原来箓像未能看到。

三、经箓：是《道藏》的别名。据《云笈七签》卷四十五《明正一箓第三》说：“箓者，太上真神之灵文，九天众圣之秘言”。张道陵修道鹄鸣山中造正一盟威经箓二十四品。经箓的名称很多，如《太上正一三五都功经箓》、《正一盟威经箓》、《上清三洞五雷经箓》、《上清大洞经箓》、《五千文箓》、《洞玄箓》......

四、箓牒：正一道徒受戒的凭证。道徒受了箓等于有了任命状可以做法师，在神灵界既有了职务，又有了权力，根据所受箓的等级，如隋书经籍志上说：“其受道之法，初授《五千文箓》，次授《三洞箓》，次授《洞玄箓》，次授《上清箓》，来行使遣神役鬼的权力。

五、醮坛的名称：如箓斋、黄箓斋、玉箓斋《道门经相承次序》说：“金箓上元，天主；黄箓，下元，主地，玉箓，中元，主人。”

根据“箓”的不同意义和性质，因之箓的功用也膊幌帧，作为“经箓”的箓，是道徒“超凡入圣”的阶梯，“修证真仙”的必要途径。《洞玄灵宝课中法》说：“箓者，戒灵情性，止塞愆非，制断恶根，发生道业，从凡入圣，自始及终，先从戒箓然始登真。”《正一修真略仪》亦说：“世人受道经戒，佩服箓文，纵未能次第依法修行，亦已不为下鬼，轮转不灭，与道有缘。”然得之在修，失之在堕，则可知经箓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勉强弟子按箓上记载的法门去修行学道，故《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卷上中说：“若能修持经箓中妙行法门。常令身心清净，神精明，年龄既高”。作为记箓天神名册的“箓”，它的作用《正一修真略仪》说:“箓以检核三界官属，御远元元，统握群品，鉴骘罪福，考明功过，善恶轻重，纪于简籍...，又当诏令天地万灵随功役使，分别仙品，众官吏兵，亿乘万骑，仙童玉女，列职之事驱策给侍之数目”。即按照天神的旨令，检劾三界官属之功过，同时也按他们的职责去役使他们。道士做法事，主要依靠驱使“灵”文中的功曹官属，方能拔度生灵，救济困厄，所以要背熟箓文听功曹姓名，自然界的一切（包括日、月、星、山川、河泊等）均受治于我，天神保我，吏兵护我，凶邪不敢侵，疾病不能扰。“箓”文成为道士，法师，辅正驱邪，治病救人，助国禳灾的主要手段。《正一法文科戒品》说得更为清楚，“总统天地一切鬼神，诛伏邪魔，斩灭妖精，征灵召气，制御山川，涤荡气秽，章奏传驿，通达神仙，莫先乎正一矣。”因此在道门内把“箓”文视为瑰宝。作为“符箓”的“箓”，其作用和符相同，如“童子箓”、“超拔箓”、“延生箓”等。

斋

斋的原意齐和净，即祭神前使自己身心清洁，言行规整，以表示对神的尊敬之意，它的根源是从古代祀神、祈福等巫觋仪式中发展而来的。古人祭祀鬼神，特别讲究净民诚意，在《庄子.人世间》中，庄子就假借颜回与孔子的对话说明，澄心静虑，不存杂念的“心斋”，比“不饮酒，不茹荤数月”式的“祭祀之斋”更重要。古人认为只有诚心诚意，鬼神才会受到感动，来消灾降福。否则心不诚则神不灵。所谓“及其将斋也，防其邪物，讫其嗜欲，耳不乐听，心不苟虑，手足不苟动。”《礼祀.祭法》说的就是这种意思，《孟子.离娄》：“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礼记.曲礼》：“斋戒以告鬼神”，说的都是这种意思。如果说：“斋定其心”是表现人们对神的虔诚之心，那么“洁净其体”，则在谎诚之心上又增加乞求神灵庇佑的迫切心情，希望借助超人间力量来拯救自己。他们认定神与人一样有同情与怜悯之心，谁最受苦，他就同情谁，谁最虔诚他就怜悯谁。在这种仪式中，人们或是沐浴斋戒，不近腥荤，不行房事，以表示自己虔诚，或毫无保留地向神倾诉自己的罪愆，以求神的宽恕，或折磨肉体求得神的怜悯与同情。因此，对神的真诚信仰，加上“斋定其心，洁净其体”及自我折磨，正是“通神”或“见鬼”的门径，所以《礼记.祭法》又说：“斋者精明之至也，所以交于神明也”。

早期太平道与五斗米道时，已有斋醮活动。《太平经》中载有向天神祈祷和称谢等仪式，太平道和五斗米道都施行符祝，令病人悔过。五斗米道的祭酒，还负责为病人向天、地、水三宫请祷，五斗米道还规定于五腊日“斋戒沐浴，朝真行道。”看来原始道教时期斋醮活动内容还不够丰富，科仪也不够完备，后来太平道遭受镇压，张鲁的五斗米道被招降，它们的斋醮科仪逐渐荒废了，迨魏晋南北朝贵族道教改革原始道教，对斋醮科仪进行整理和补充，特别是道教大师陆修静对斋醮科仪十分重视，他在总括三洞的基础上，撰写了众多的科仪著作，《无上黄录大斋立成仪》说：“陆天师复职撰次，立为成仪祝香启奏，出官请事礼谢愿念，罔不一本经文”。后来逐步形成了所谓九斋十二法，三录七品，六种斋和十二种斋等。

所谓十二斋《洞玄灵宝五感文》说：上清派的斋法有两种，叫“绝群离偶法”和“孤影夷豁法”。灵宝派的斋法有九种，叫金录、黄录、明真三元、八节、自然、三皇、太一、指教等。正一天师派有一种叫涂炭斋。这些斋法各有不同，上清派的两种比较简单，主要离群索居，独处静默，绝食服食，抱元守一，和佛教禅定方式很接近，而灵宝派各斋就比较复杂。据《隋书.经籍志》、《洞玄灵宝五感文》记载，大体上在举行斋仪时，要先筑坛三层，每层“皆置绵绝，以为限域”，即每层都用竹栅栏与绳子围起来，而在每层中，又各开若干门，其中最上一层开十门，酷似八卦阵，各门都是一种象征。在坛口上安五张台案，书五方天文，“天文”上各镇以一枚金龙，一炉香火，在重坛之下，又用十二个小道士，手执幡、扇、鹤羽、节旌、跟着主持斋仪的道士吟诵步虚、缭绕旋转，但斋仪上的主角不是道士，而是为祈福消灾而来敬神建斋的俗人，称为“斋主”。据《隋书.经籍志》说，他们首先斋戒沐浴，不食腥荤五辛，不行房事，然后毕恭毕敬，依次进入斋坛，“鱼贯面缚，陈说愆咎，告白神祗，昼夜不息”，一连进行三至七天或十四天，颇似基督教的忏悔祷告。而正一派的涂炭斋“以苦节为功”“以黄土泥面，被发系著栏格，反手自缚，口中含壁，覆卧于地，开两脚相去三尺，叩头谢罪”，一连三十六天。据说这种斋法威力无比。各种斋的功用，《圣纪经》说：“上清斋可先拔九幽，次及家门，后及己身。灵宝斋可以上清天灾，保镇帝王，下禳毒害，以度兆民”。《清微斋法》说：“金录斋可以安国家、玉录斋可以保佑六宫、黄录斋可以拔度兆民。明真斋可以迁拔亡殁，洞渊斋可以解禳疫疠，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内容大同小异。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斋法有的失传、有的被淘汰。

本来“斋”“醮”二者是有区别的，但后来二者又连称起来，难分彼此，有说唐以前斋法多于醮法，唐以后醮逐渐将斋法“融化”,及至近世发展成为三种，一是设供敬神活动本身称为斋，属于设供斋；二是饮食有一定限制，属于节食斋；三是去俗去思，一心向道，称为心斋。

醮

何谓醮，《隋书.经籍志》解释：“夜中于星辰之下，陈设酒脯饼饵币物，历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为书如上章之仪以奏之，名之为醮”。《道门定制》引杜光庭语：“醮，祭之别名也。”有人说，自古只有斋仪而无醮，只是在斋仪之后为拜谢那些在冥冥之中护卫斋场，辟斥魔灵，宣通神祗之旨的各位神灵，后来才衍生出专门祭祀供养诸神的醮仪。事实，从巫觋时代起就有祈福者自己登坛祈祷的礼神之仪，和由巫觋进行的娱乐神之礼的分别。如《楚辞.九歌》巫觋们从“东皇太一”起祭，到“礼魂”“送神”为止，一会儿扮成天地星辰山川之神，向人们宣通旨意，一会儿代表人向芸芸众生，向神顶礼膜拜，正是“醮”的源头。宋玉《高唐赋》中写到“醮诸神，礼太一”，醮就是从楚地祀神仪式中演化来的。

东汉末年，占有楚地的孙权，让巫觋方士在星辰之下为大将吕蒙请命除病，是楚地祀神仪式的遗，也是道教“醮”的先声。后来大体上认定，凡祈福者或申请入道者已入坛“首过”“祈福”，道士只是在一旁主持仪事，帮助斋主通神致意的，叫做“斋仪”；由道士们祭祀的仪式，叫做“醮仪”。由于斋和醮紧密关联，斋指祭祷中必须整洁身、心、口；醮指祭祷活动，斋醮异而事同，因之往往斋醮连称，内容也不再区别，又由于道教建醮（作法事）要设坛，（有的搭台代表坛）故斋醮称醮坛。

按道教的醮坛，来源于我国古代的祭坛。所谓“坛”即在平坦的地上用土筑的高台。古代的坛为祭祀天神及远祖的场所。张道陵创立道教时已初具醮坛之仪。《魏书．释老志》：张陵受道于鹄鸣，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斋祠跪拜，各成道法。到了北魏，道教的醮坛规模，已相当可观。《魏书．释老志》记载：及嵩高道士四十余人，遂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其遵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斋肃祈请，六时礼拜。其后道教醮仪经寇谦之、陆修静、杜光庭等道教大师的收集、整理、改革、编纂、删定、日臻完善。到了明代，太祖于洪武七年敕礼部会僧、道拟释。道二教的科仪格式，令全国僧道遵行。正一派道士傅若霖、邓仲修等人奉旨编定《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将斋醮合并，融为一式，又吸收了相当一部分佛教的法事仪式，使道教的醮仪更是内容复杂，名目繁多，现就醮仪中有关事项分述如下：

一、醮坛的程式，一般不旬是设坛、上供、烧香、升坛、礼神、存念如法、高功宣卫灵咒、鸣鼓、发炉、降神、迎驾、奏乐、献茶、步虚、赞颂、宣词、复炉、唱礼、祝神、送神等等。不过地区这间也有差别，名称也不尽相同，但内容大同小异。

二、醮仪的名称,根据龙虎山天师道祖庭的调查收集统计有（一）太平清醮，也叫罗天大醮（属于阳醮），用于普祭众神，祈求平安，赐福降吉；（二）功德醮（属于阳醮），用于晚辈对长辈思念其功德而作的道场；（三）寿醮（属阳醮），用于祝寿；（四）火醮，用于防火、灭火、退火；（五）虫醮，用于防治蝗虫和侵食庄稼的害虫；（六）万门醮，用于一个村或一个镇集体做的平安醮；（七）五雷醮，用于被雷打后而举行的醮仪；（八）保福醮，用于求福，求寿的醮仪；（九）瘟疫醮，用于发生瘟疫传染时举行的醮；（十）谱醮，用于修宗谱时给全族人所进行的祈祷。其他还有祈晴、求雨、春祈、秋报等等。后根据法事（醮仪）内容的要求，又逐渐形成二天二晚，三天四晚及时间更短的法事，以代替醮仪的名称。天师道龙虎山地区传统的法事（醮仪），又按阴阳法分类，计有七十余折。阳间法：折名有清水、安监斋、传递、发奏、启师、扬幡、挂榜、安监门、安监坛、分灯、净坛、迎銮接驾、开启、宿启、参社、散榜、拜斗、香歇、早朝、午朝、礼拜玉皇、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说明当时盛行什么情况?中

盛行佛教。

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意思

“千里荤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晚唐诗人杜牧在题为《江甫春》的诗篇中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这一庞大的数字，并非出于诗人的夸张。据史书记载，梁武帝时建康的佛寺数甚至超过了500座。这正好与同期北魏首都洛阳的佛教盛况不相上下，反映了中古时代我国南北两地佛教的广泛流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新的特点。

在东吴时期，建业都城最早的一座怫寺是建初寺，系赤乌十年（公元247年）孙权为西域高僧康僧会所造，当时的佛寺以塔为主，所以寺的中心有一座供养佛骨“舍利”的宝塔。由于此寺位于秦淮河畔的大市后面，所以又名“大市寺”，地名就叫做“佛陀里”，康僧会在建初寺里翻译了几部佛经，这是江东地区译经事业的开端。另外，在长干里还有一座佛搭——“阿育王塔”（阿育王是古代印度的一个非常信佛的国王），塔基地宫内也埋藏有佛骨舍利，塔旁原有尼寺，于东吴中期被毁，西晋初年惭复为长干寺。

到了东晋时期，由于佛教徒迎合了当时统治阶级中流行的玄学和清谈之风，使佛教逐渐中国化，得到了皇室和世家大族们的普遍信仰。建康的佛寺相应地增加了不少，现在有名可查的，就有40座左右。又因翻译佛经是传播佛教的重要手段，所以建康的译经事业进一步兴盛起来。印度、南亚和西域诸国的文化艺术也随之而大量传人，在我国古代的文化中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建康从事佛经翻译和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代表人物，以东晋和刘宋时期的我国高僧法显、宝云和从中印度来的佛驮跋陀罗等人的贡献最大。法显既是当时的大翻译家，又是一位大旅行家。他以65岁的高龄，于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诸国，超过帕米尔高原，周游天竺（今印度）诸国，寻访佛迹和佛经。归途中经锡兰岛和苏门答腊岛，本来想回到广州，但所乘船舶被海风吹至山东半岛的牢山（今青岛附近崂山），他登陆后只好经广陵（今扬州）和京口（今镇江）等地，于公元4l3年才回到东晋的首都建康，这时候他已经79岁了。法显在回到建康的第二年（公元414年），就写成了他的旅行记。全文虽然只有9500多字，却是叙述当时中亚、印度和南海诸国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的年代最早的一本重要著作，被称为《法显传》，又名《佛国记》或《历游天竺记传》。这部书和后来唐代三藏法师玄奘著的《大唐西域记》，可以说是六朝和隋唐时代我国最杰出的两部国外旅行记。

位于建康南郊的道场寺（又名斗场寺，约在今雨花门外），是晋、宋之际的佛经翻译中心。在法显回到建康的前一年（公元412年），他在长安结识的中印度高僧佛驮跋陀罗及其大弟子慧观，已由东晋大将刘裕请到道场寺。接着，与法显在北天竺会过面的高僧宝云也来到道场寺。宝云普经在国外钻研并掌握了印度的古文字“梵文”，这就为他的翻译佛经工作准备了良好的条件。法显在道场寺里大约住了5年左右，除了写成《佛国记》外，还翻译了佛经六部，共100多万字。佛驮跋陀罗则和上百名中国僧人，从公元418年起在道场寺共同翻译出大部头的《华严经》。其中宝云在道场寺从事译经工作的时间最长，据说他能一边看着梵文本的佛经，一边立即口译成流利的中文。经过他译成和订正的佛经有《无量寿经》等多种，质量都很高，人们评论说：“江左译经，莫不推宝云为第一。”

瓦官寺是当时保存艺术珍品最丰富的一座佛寺。如东晋著名的画家顾恺之和雕塑家戴逵（kui读葵）、戴颐顒父子，都在瓦官寺内留下了他们的杰出作品。瓦官寺的位置在今南京城西南角的花露岗上，创建于公元364年，原来是东晋官营的陶器作坊，称为“瓦官”，所以就用来作为寺名。当瓦官寺才建成的时候，寺僧向社会上募集经费。一些皇室、大族和官僚纷纷捐款求福，但都没有超过10万个铜钱的，唯独年仅20岁的顾恺之却写上一笔百万钱的捐款，因而被认为是说大话。不久，寺僧向他索取款项，顾挡之就要寺僧在大殿上准备好一堵白墙，然后关起门来在里面专心画了100多天的壁画，画的主题是《维摩诘居土像》。据佛经说，维摩诘是一个道行很高的居士（“居士”就是信仰佛教，但没有正式出家当和尚的人），在佛教人物中非常有名，相传他经常同文殊菩萨辩论问题。当这幅巨大壁画基本完成，将要给维摩诘点眼珠之际，顾恺之通知寺僧请人来参观并捐款。这时，一个光彩焕发、清瘦聪慧、凝神沉思着的维摩诘居士就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使整个寺院的气氛为之大变，观众们纷纷踊跃捐钱，很快就超过了100万个钱。这幅著名的壁画据说到唐朝时还存在，大诗人杜甫曾经亲自到金陵来看过这幅画。后来，此画曾一度移到镇江的甘露寺，晚唐时又被移到长安的皇宫中，可见这画的价值之大。

顾恺之的住所就在瓦官寺附近，后代称为“顾楼街”。据说，他为了专心作画，特地位在楼上，平时把楼梯抽掉，经日不下楼，人们称他为“才绝”、“画绝”和“痴绝”。东晋的丞相谢安称赞他的画是“自生人以来，未之有也”。但顾恺之自己却认为，画人物最重要的是要画好眼睛。他在画人物扇面时，甚至不点眼睛。有人间他，答复道：“那可点眼，点睛便语。”又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指眼睛）中。”他主张画人物要掌握每个具体人物相貌中的特征和他们特定的性格。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极少，现存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都是唐代前后的摹本，但仍然可以看出，他的用笔“如春蚕吐丝”，又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

在瓦官寺中，还有大雕塑家戴逵和戴顒父子两人的作品。戴逵曾经为瓦官寺铸造过5尊铜佛像，当时人们把这几尊精致的佛像，连同顾恺之所作的“维摩诘像”壁画，以及狮子国（今斯里兰卡）送来的高4尺2寸的白玉佛像，合称为瓦官寺的“三绝”。据记载，戴逵在进行雕塑时，常常虚心听取观众的评论，来改进自己的作品。有一次他雕刻了一尊高达1丈6尺的无量寿佛的木像和两尊菩萨，看来看去总不够满意。他就把自己藏在像旁的帷帐中，听取观众的评论，然后又以三年的时间重作新像，从而得到了人们的赞赏。戴顒继承了他父亲的雕塑技艺，也完成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他还善于修改已成的佛像，有一次，刘宋的太子送了一尊高达1丈8尺的铜佛像给瓦官寺，人们看了都觉得面部太瘦。后来请戴颐来看，才发觉是由于肩膀和手臂太肥了的缘故。工人按照戴顒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居然成为瓦官寺中最雄伟的一尊佛像。

瓦官寺的闻名于世，除了因为东晋时寺中有“三绝”以外，还由于南朝宋、齐、梁三代对它的大事扩充。如在梁代时增加了著名画家张僧繇绘制的大幅壁画，并新建了一座高达340尺的瓦官阁。张僧繇是一位善于画人物，特别是画佛像的名画家。他在建康的许多佛寺里都创作过壁画，见于记载的除瓦官寺外，还有乌衣巷附近的安乐寺。相传他曾经给安乐寺画了四条白龙，但都没有点眼睛。后来，寺僧坚持要他点，结果其中两条龙点睛后立即破壁飞去。这就是“画龙点睛”这一成语的由来。张僧繇还善于学习国外的绘画技巧，传说他在青溪一乘寺的寺门两侧画过许多凹凸花，就是使用红色和青绿色等由浓变淡的色彩，来表现花叶的明暗透视，远望起来好像有着凹凸的立体感。实际上，他是采用了当时流行于天竺的“晕染法”。所以，当时人们又称一乘寺为“凹凸寺”。

瓦官阁建于粱武帝时，因距离当年的长江很近，所以在临近中午的日照下，阁影可以映入江中，是当时眺望江中景色的一处名胜。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登临此阁，并在他的作品《横江词》中提到此阁说“人言横江好，我道横江恶、－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可惜在南唐灭亡时，这阁被吴越国的军队烧毁了。

在瓦官寺的东面，还有一处南朝名胜叫做“凤凰台”，传说在刘宋年间，曾经有三只类似孔雀的异鸟飞到今花露岗上来，并且吸引了许多普通鸟类前来“百鸟朝凤”。由于在封建时代这是天下太平的祥瑞之兆，因此刘宋政权就在那里建造了一座高台，叫做“凤凰台”。大诗人李白曾登临此台，并且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的著名诗篇。全文是“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鸳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以上我们所介绍的建初寺、道场寺和瓦官寺等寺庙倘位于秦淮河畔。这个地区从东吴以来一直是繁华的工商业区和居民区，像建初寺的前面是著名的大市，道场寺的前面是斗场市，瓦官寺也距离大市很近。这与后来开封的大相国寺和苏州玄妙观的情况差不多，都是寺庙前面有一个热闹的市场，此外，东晋和南朝的皇室、大族和官僚还纷纷把他们的住宅捐给和尚作寺院，称为“舍宅为寺”。这一类的寺院为数很多，像上面提到的张僧繇画龙的安乐寺，原是东晋大族代表人物中的王坦之的花园。以凹凸花著称的一乘寺，也是梁邵陵王萧纶的府第，后来陈朝的大官僚、文学家江总又把他的读书堂施舍给此寺。大致东起青溪，西迄石头城，南至雨花台，北抵都城北郭的中心区域里，就分布有南朗四百八十寺中半数以上的寺院。

南朗皇帝为了利用佛教统治人民和为自身求佛，曾在宫城内外修造了一系列金碧辉煌的寺庙，以便于他们朝夕参拜，同泰寺（今鸡鸣寺前身）就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早在公元300年左右（西晋永康年间），鸡笼山上就已经有了佛教寺院。公元527年，梁武帝萧衍又创建同泰寺，并使寺的南门正对着宫城的北门，以便利他的出入。寺里共有六座大殿，10余座小殿和佛堂，还有7层的大佛阁和9层的宝塔，供牵着非常壮丽的十方金像和十方银佛等。梁武帝本人曾经四次假意“舍身”到同泰寺里去当和尚，再让进臣用巨款为他赎身，利用这种手段帮助寺僧骗取到几万万个铜钱，后来，同泰寺着了火灾，梁武帝还想再建造一座更高的12层宝塔，终因“侯景之乱”而没有完成。因此，同泰寺所浪费的人力和财力，在南朝所有佛寺中是最为突出的。

在建康东郊的钟山和东北郊的摄山（今栖霞山），是南朝佛寺的另外两个集中地。分别在钟山南北的佛寺很多，梁以前就已有70座，梁时佛教最盛，数量应该还有增加。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北高峰上的大爱敬寺、法云寺和头陀寺，今明孝陵所在地独龙阜的开善寺和定林寺，还有北说的草堂寺（明朝常遇春墓所在地）等等。开善寺创建于梁武帝天监十四年（公元5l5年），是为了纪念当时的高僧宝志而设立的。据说，当宝志死后，梁武帝曾出了20万个铜钱买下了定林寺前面的独龙阜来埋葬他，墓上建有一座五层宝塔，塔顶嵌有国外进口的无价琉璃宝珠，所以又名“玩珠塔”。当时的大画家张僧繇曾为宝志画过肖像。后来，唐代的名画家吴道子重新画像，并由大诗人李白作赞诗，书法象颜真卿写字，刻在同一块石碑上，所以也叫“三绝碑”。到元朝初年，砷上又加上了书画家赵孟頫（读甫）写的《志公十二时歌》。明朝初年，因为建造明孝陵，便将宝志墓塔、三绝碑与佛寺一同迁到今灵谷寺所在地。现存灵谷公园内的“三绝碑”，已经是清朝乾隍以后的仿刻品。

摄山的南朝佛寺略少，见于记载的只有栖霞寺、庆云寺和止观寺等几座，但却以人工开凿的石窟寺――“千佛岩”而闻名。千佛岩位于今栖窟寺后的千佛岭上，最早的一个大石窟名叫“无量殿”或“三圣殿”。该殿的主佛为高达3丈2尺5寸的无量寿佛坐像，两侧为各高3丈的观音和势至两菩萨，会称为“西方三圣”开凿于南齐永明七年（公元489年）创建栖霞寺后不久。其余的近300个佛龛和500多尊佛像，绝大多数是齐、梁两代的皇族和大官僚出资为自己求佛的，其中有齐朝的文惠太子、豫章王、竟陵王和始安王等提到的那个爱钱如命的梁临川王萧宏，因为他自己舍不得花钱，就动用梁朝国库的公款大规模地修造和装饰石窟。这些佛龛内部的基本布局，都是“一佛二菩萨”，或“一佛二弟子”（二弟子通常是老年的“迦叶”和少年的“阿难”），有的佛座下蹲有双狮（称为“狮子听道”），窟门两侧还常有天王力士像。它们的雕刻作风都较圆润细巧，秀丽典雅，与北朝云岗、龙门等石窟的艺术风格似有所差别。可惜千佛岩的石质为红色沙岩，易于风化。又经明代太监们的大事重修，以及解放前无知寺僧们的用水泥修补装新，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

集中在建康一地的南朝四百人十寺，是当时人民的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它不仅占用了大量的民田、民宅和名胜之地，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建寺造塔和雕铸佛像，还要养活十几万的和尚和尼姑。每座佛寺都拥有庞大的庄园，并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他们既是神权的代表者，又兼世俗的大地主和大商人。这样，人民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也就更为沉重了。因此，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土纷纷起来反对。刘宋时曾在今太平南路四象桥（古代叫青溪中桥）之北建有宏丽的“湘宫寺”，寺址原是宋明帝刘彧的王府，他做了皇帝以后，就“舍宅为寺，造了两座五层宝塔，并在铜佛像上使用了金箔制成的背光，极其奢丽。在宋明帝叫群臣参观他的所谓“功德”时，有一个名叫虞愿的官员就直言不讳他说：“这是老百姓卖妻卖儿钱所建成的，这种罪恶比宝塔还要深重，有什么功德可言呢？”

公元489年时，一场中国哲学史上非常有名的“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之间的大辩论，在鸡笼山旁的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里展开了。其中无神论者的代表人物是杰出的思想家范缜，有神论者的代表人物就是萧子良、萧衍和沈约等，还有大批的佛教僧徒参加辩论。范缜一面进行口头辩论，－面积极起草《神灭论》的文章，证明物质是具体存在的，而精神则是附生的。这对于当时广泛流行的佛教迷信，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所以《神灭论》在公元507年公开发表后，范缜再次受到了佛教徒的大围攻。但是，他毫不畏惧，声明决不“卖论求官”，继续据理驳斥怫教徙的骗人鬼话。据说他经常“日服千人”，许多佛教信徒都被他驳得哑口无言，最后，他们只好把梁武帝请出来，利用压力把范缜流放到了广州。但是，斗争并没有到此结束，范缜被流放以后，又有郭祖深等继续进行反佛斗争，一直到“侯景之乱”建康被毁时才告一段落。

在建康近郊六朝佛寺的周围，分布着一系列的东晋至南朝的帝王陵墓。这些陵墓之前，多数竖有巨大而生动的石刻，保存到今天的还有20多处，它们是我国中古时代石刻中的代表作品，历史艺术价值很高。

建康地区年代最早的六朝陵墓，要算是三国东吴孙权的陵墓。他死于公元252年，史书都记载说是葬于钟山之阳，称为“蒋陵”，或“吴大帝陵。明清时代的南京地方志则进一步指出是在朝阳门（今中山门）外的第三个山岗，俗称“孙陵岗”，那么，孙陵岗的具体位置又在何处呢？由于北宋时的家王安石说过：“南朝九日台在孙陵岗旁，去吾园（指今中山门内半山园）数百尺。”由于北宋时今中山门一带没有城墙，由半山园直接向东南走不远，就到今明孝陵的前面，那里较大的山岗，只有一座“梅花山”，而梅花山一带的旧地名又称为“蒋陵里”或“吴王坟”。此外，在南京民间还流传说，明太祖建造孝陵时，曾经讲过要孙权为他“看大门”。综合上述资料，我们认为孙权的陵墓很可能就在今梅花山下。据史书记载，蒋陵内葬有孙权和他的后妻潘夫人，他的前妻步夫人和宣明太子孙登，也分别葬于蒋陵附近，俗称“步夫人墩”和“宣明太子坟”。但是，在地面上都已看不到任何遗迹了。

东晋共有ll个皇帝，据唐代著作《建康实录》记载，除废帝司马奕葬于吴县外，穆帝葬于建康幕府山之阳，元帝、明帝、成帝和哀帝葬于鸡宠山阳，康帝、简文帝、孝武帝、安帝和恭帝葬于钟山之阳。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所谓“平葬，不起坟”，因此陵墓的位置不易确定。1961年11月，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太平门内富贵山南麓发现了一块石刻，上书“宋永初二年太岁辛酉十一月乙已朔七日辛亥晋恭皇帝之玄宫”26字，这就说明了今富贵山乃是东晋后期五陵的所在地，而东晋恭帝诸皇后在附近覆舟山下所建的“青园寺”，当与此陵区有关。到1964年，南京博物院又在距离晋恭帝石竭发现地的西面400米处，发掘到一座建筑结构较为复杂的东晋大墓。我们认为该墓很可能就是晋安帝司马德宗的陵墓，因为《建康实录》中说过：晋恭帝冲平陵“在蒋山之阳安帝同处”。而且，今后还可能在富贵山一带继续发现康帝、简文帝和孝武帝的陵墓。至于葬在“鸡宠山之阳“的四座晋陵，根据现有迹象判断，我们认为可能是在鼓楼岗的南麓。1972年4月在南京大学北园发掘出来的东晋大墓也许就是这四陵之一，它的地理位置符合于《建康实录》中所说的：“在今县（指唐代上元县治，在今朝天宫一带）北九里。”据《南朝佛寺志》，附近还有东晋时所建立的“耆阇《du读都》寺”。

总起来说，我们认为建康的东晋陵墓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在宫城之东，即今太平门内富贵山南麓，该处有古地名“东陵”；一在宫城之西，即今鼓楼岗南麓，该处也有古地名“西陵”。此外，在1981年4月，南京市博物馆曾在幕府山南麓的北崮山发掘过一座东晋大墓，其规模略小于富贵山的东晋皇陵，而与南京大学北园晋墓相仿。这三墓都发现有象征着帝王特殊地位的龙头形和虎头形的陶座各一对，这是作为悬挂丝织品帷帐之用的座子，还分别出土有精致的青瓷器、金器、玉器以至玻璃器等高级的随葬品。所以，幕府山大墓很有可能即是东晋穆帝的永平陵，附近也有南朝古刹幕府寺。

由于南朝齐、梁两代的萧氏皇帝死后，都归葬其故乡南兰陵郡的南兰陵县，所以齐、梁的皇陵都分布在今丹阳市境内，建康地区仅有宋、陈两代的皇陵。

刘宋王朝的皇陵，地点比较明确的只有宋武帝刘裕的初宁陵一处，位于今南京市东郊的麒麟门，其东有“本业寺”。陵前的神道入口处，保存着造型优美的双翼石兽一对，长度和高度各有3米左右，重达2万多斤。左边的石兽为双角，通称“天禄”；右边的石兽为独角，通称“麒麟”，二者合称“麒麟”。“麒麟”是一种狮形的神兽，在生物界中并无实物，石刻品从汉代起就出现于大墓的神道中。它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商周的青铜器，特别是近年来在河北平山县发现的战国时期中山国王墓中，出土了与南朝石兽造型非常相似的错银双翼铜兽，更说明了这类神兽是我国传统的艺术品。不过，到了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广泛流行，而狮子又是佛的护法神兽，所以这类狮形石刻也就更多地被用在帝王陵墓的前面。

在南京西南郊的西善桥附近，于1960年发现了一座装饰有《竹林七贤图》砖印壁画的南朝大墓，根据在丹阳胡桥和建山发现的两座有同样内容壁画的南齐皇陵的情况，西善桥大墓亦应是南朝皇陵。不过，在年代上要比丹阳二陵为早，因西善桥大墓出土器物的时代风格，与南京甘家巷附近的刘宋元徽三年（公元475年）的大族明昙憘墓出土物非常相似。所以，我们认为西善桥的南朝大墓应属刘宋皇陵，对照文献记载，很可能是刘宋孝武帝刘骏的景宁陵。这幅《竹林七贤图》壁画，在南京和丹阳地区已发现的三处中，绘制得最为工整。画中的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怜和阮咸等魏晋时期善于“清谈”而又“嗜酒”的“七贤”，以及配置的春秋时期“高士”荣启期，人物线条相当流畅，表现出南朝典型的”秀骨清像”的绘画风格。关于这类的《竹林七贤图》，根据有关记载，东晋的大画家顾恺之和戴逵，以及南朝宋、齐之际的大画家陆探微都曾有过创作，但均已失传。从西善桥大墓这幅壁画的风格看，以所谓“铁线描”为主，不像顾恺之所常用的春蚕吐丝般的“高古游丝描”，“秀骨清像”的特点也很显著。有的人认为这一壁画的母本非常接近于陆探微的作品，而由匠师们复制成为砖画，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南朝陈代的皇陵，地点比较明确的有南京光华门外上方桥附近的陈武帝陈霸先的万安陵，以及栖霞山甘家巷南狮子冲的陈文帝陈篟（读欠）的永宁陵。二陵前各有石麒麟一对，陈武帝陵前的石麒麟造型较为朴实，线条亦较简单；但陈文帝陵前石麒麟的造型和装饰却相当华美，雕刻手法细致圆熟，是南京地区同类石兽中的代表作。此外，在南京西善桥附近的罐子山北麓，也发现过一座南朝大墓，并且装饰有“狮子图“等砖印壁画，还有反映佛教艺术风格的莲花和卷草等的花纹砖。对照文献记载，这座大墓很可能是陈宣帝陈顼（xu读旭）的显宁陵。

齐、梁两代的皇陵虽然都在今丹阳市，但王侯一级的墓葬却多数在今南京地区，尤以东北郊尧化门到栖霞山之间最为集中，附近有南朝古寺“宝城寺后改“衡阳寺”）和栖霞寺。该处分布有梁武帝的七弟安成郡王萧秀墓、九弟鄱阳郡王萧恢墓、十弟始兴郡王萧憺（dan读淡）墓、堂弟吴平县侯萧景墓，以及萧憺之子新渝县侯萧英墓等，梁武帝的六弟临川郡王太尉萧宏墓也在距此不远的仙鹤门附近。这些粱代王侯墓前的神道中，通常是先列一对大型的双翼石兽，这类石兽均身躯肥壮，颈部粗短，作张口吐舌、阔步行进的状态，重达1.5万公斤左右，其造型比石麒麟更接近于狮子的形象、一般称之为“辟邪”。如果说南朝石麒麟给人的印象是窈窕而秀美的话，那么石辟邪的艺术形象便是健壮而丰满。南京地区现存的南朝石辟邪，以萧景墓前和萧宏墓前的最为生动。南朝王侯墓前神道中的第二列石刻是一对高达6米左右的神道石柱。这种石柱分作柱盖、柱身和柱础三个部分。最上部是一只屹立于莲花纹石圆盘之上的小型石辟邪；中部是具有20余道直线凹棱纹的椭圆形柱身，其上端附有长方形石额一块，刻写着墓主人的官衔和姓氏，通常是左柱刻正书，右柱刻反书，或左柱刻顺读文，右柱刻逆读文；下部的柱础上则蟠曲着一对头部相向、口衔宝珠的螭龙。全柱的造型匀称，比例协调，使人有秀丽挺拔和端庄凝重的感觉。南京地区最完整的南朝神道石柱，仅有尧化门外太平村（即十月村）萧景墓前的一件。这种带凹棱纹和小辟邪的神道石柱，过去一般认为是受了希腊和印度艺术的影响。其实，在我国东汉时期已有出现。如北京西郊八宝山附近的东汉墓地中，就发现过这类凹棱纹的神道石柱，柱上端的石额上刻写有“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等字，柱础上浮雕着双虎奔逐的形象。不过，北京发现的东汉秦君神道石柱的上部为石刻的屋顶，而无圆盘和蹲兽。所以，南朝神道石柱的造型，应是我国固有的艺术传统与佛教艺术融合以后的新的艺术创造。

神道石碑是南朝王侯墓前神道中的第三列石刻。这种石碑高有5米多，重达1万公斤左右，分为碑首、碑身和碑座三个部分。碑首作浑圆而无棱角的碗形，饰以交相蟠曲的双龙，碑额上凿有被称为“穿”的圆孔，这是古代利用成对的碑来悬棺下葬的遗制。碑身正面通常刻有为墓主歌功颂德的长篇碑文。碑座都做成昂首的巨龟形状，称为“龟趺”。这种巨龟名叫“贔屃”，据说它的气力特别大，能够负重，所以古人用它的形象来做成碑座。南京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南朝神道石碑，是位于栖霞山甘家巷西侧的萧憺墓碑。

以上所介绍的南京附近六朝陵墓，乃是中外闻名的古迹之一。尤其是南朝陵墓之前的石刻群，堪称为我国中古时代雕刻艺术中的精华，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现在，这些精美的石刻群都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南京幕府山西南的象山发现了大族王氏的基地，在古石子岗（今雨花台一带）发现了大族谢氏的基地，在幕府山西侧的老虎山发现了大族颜氏的墓地，在栖霞山甘家巷北江边贰壁山发现了大族明氏的基地。出土了大批精致的青瓷器、金银器、铜器、陶器，以至一些过去罕见的丹丸、黑墨、玻璃器皿和金刚钻石指环等文物，为研究我国的陶瓷发展史、金属工艺史、药学史、文具史，以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等，补充了大量珍贵的实物。同时，也对东晋南朝世家大族的墓地选择、排葬次序、墓室结构和随葬品制度等方面，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料。